2022.10.12
文章撰稿：蔡承宏、李坤融
主講人：葉光輝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合聘教授）
引言人：郝鳳鳴副校長（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李妙純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社會轉型研究群召集人）
人口老化（population ageing）作為全球趨勢，按照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數據（2022）指出，臺灣將在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隨之而來的，是近年來不停地擴張、進化的相關社會政策與服務體系發展，如中央分別於2007年與2016年提出長照1.0版與2.0版。然而在某程度上，這些福利服務體系的擴張也意味著服務對象的社會生活將受到專業的高度介入和治理──但「照護」（care）有其特殊性，它的實作基礎來自於在照護關係中產生的情感與行動者之間的細緻責任（entails responsibilities）（Tronto, 2013）。本次社會福利專題演講（10月12日）邀請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葉光輝研究員，以「服務外購趨勢下的高齡照護內涵與政策研究方向」為題，分享基於華人社會中「孝道」與歐美國家的價值、文化差異，高齡者照護也生產出不同的在地脈絡與實踐內涵，並藉以提出「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的概念延伸，進一步思考「孝道服務外購」的新想像。
本場專題演講由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主辦，也因高齡照護議題而與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合作。在演講開場，同時身兼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的郝鳳鳴副校長即指出，葉光輝研究員在相關學術領域中具有傑出成就，特別是關注「孝道」，是大眾認為重要但經常忽略其重要性的研究主題。葉研究員以孝道的變遷，作為重要研究切入點，並以「雙元模型」進行孝道驗證，特別以家庭層面作為基礎，檢視未來的人口結構變化、社會發展，及經濟發展的變遷。在開場尾聲，郝副校長也指出：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中心著眼於臺灣的高齡化社會趨勢，期盼系統性地從食衣住行、個人健康、貧窮多元性，及高齡就業等議題出發，探討高齡研究與創新服務方案發展的可能性，並預期在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老師參與其中，而這場演講相當值得重視。
孝道研究的開端：文化地景與社會問題解方
葉光輝研究員在進入孝道研究具體內容之前，與在場參與者分享自身學生時期的故事。葉研究員在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攻讀博士班時，其指導教授為楊國樞教授（按：積極倡導與推動貼進華人社會文化特徵的本土心理學，並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當時葉研究員因需執行獨立研究，而向指導教授提出探討「人情」作為研究題目，但楊教授認為這並不足以成為博士論文題目，並說道『你做「孝道」，你會做一輩子。』在那時，葉研究員已經完成了研究計畫，卻被指導教授要求換題目，心中無奈也納悶──但楊教授的要求背後所帶有的遠見，也深刻影響葉研究員後續的學術研究生涯。
葉研究員說道，當時攻讀博士學位是在1985年，至今也已三十年過去，而他進行「孝道」研究許久，但「孝道」究竟有何特殊內涵？葉研究員指出，楊國樞教授在當時與其分享：「華人的人際關係很多都是以孝道為基礎，影響層面廣，不僅與個人身心健康有關、也與生活的很多面向都有密切關聯」。同時，看似社會變遷致使華人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式微，但葉研究員認為「孝道」具有韌性：研究孝道的過程，立法院亦有朝野立委於2002年聯合提出《子女奉養父母法》草案，並向葉研究員諮詢；再者，也可發現中國在1966至19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大肆批判孝道，但卻在近十年間不停推崇孝道文化──這些都在在地指出孝道議題的豐富性與延續性，也是葉研究員認為孝道文化為題的研究確實能做一輩子，是華人文化與社會的基礎。
孝道文化的研究也有其作為社會問題解方的結構性特徵。葉研究員藉由數據圖表，指出：歐美國家的高齡人口比例，從14%到20％的趨勢成長用了12年到24年的時間，而臺灣僅用了7年的時間──意味著臺灣的高齡發展速度劇烈。高齡化多被視為已開發國家在人口結構上的附帶改變，而非必然地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曹惟純、葉光輝，2017）──但伴隨著年輕世代的沉重照護壓力與少子化，高齡照護已成為臺灣社會當前無法逃避與急待回應的困境。同時，家庭結構與其承擔的照護功能轉變，也促成個人、家庭、企業組織與政府單位需要思考如何能隨高齡社會結構變遷呈現與時俱進的轉化。然而這些對於照護的轉化，都需要考慮在地的社會文化脈絡特性，及民眾的需求與想法──而孝道文化可能成為當前臺灣回應高齡社會其中的一種正向因應動能。
如何延續孝道文化？家庭承擔照護的想像
誠如聯合國於1991年提出之《聯合國高齡者綱領》（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ople）明示：「高齡者應能依照每個社會的文化價值體系，享有來自家庭和社區的照護和保護。」孝道文化作為東亞福利國家回應高齡照護的一種途徑，其便直指西方福利國家的照護理論與實踐經驗可能與華人文化和社群的不適用。在臺灣社會中，主要是由家庭負擔養老及照護功能。與日、韓相比，臺灣高齡者也更偏好與子女同住。葉研究員更進一步檢視臺灣社會地區變遷基本調查，每五年一次的調查，從2006年、2011年、2016年，發現對「為需要協助的老人提供照護」之題項，認為「一半是政府的責任、一半是個人／家庭的責任」，三次比例為63.5%、60.6%、64.3%。而在最近一份資料，是2021年詢問「你認為誰最應該負起照護年老父母責任」，有高達75.4%的人認為「所有兒女都應該」，葉研究員指出：可見大部分民眾多認為照護年老父母的壓力越來越重，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協助及支持。同時，臺灣民眾始終高度重視孝道價值觀及家庭養老模式。
檢視上述數據，葉研究員提及年輕世代可能會認為孝道是老掉牙的觀念，但不可否認「華人是一個重視孝道的文化社會」。此外，近年來孝道文化的發展也不局限於中國、臺灣，歐美福利國家也基於多次經濟變動、高齡化趨勢，致使社會支出中的老年相關福利經費擴張，而逐漸向東亞孝道文化靠攏、思考如何促使人民承擔照護高齡父母的倫理責任。葉研究員向同學分享道，美國有30幾個州存在「孝道法規」，並規範：子女應該共養父母。該立法背景正是因為許多高齡者早期仰賴福利金而住在安養院，但隨年齡增長而福利金入不敷出，產生了積欠養老院費用的情況。因此，美國開始有些州動用孝道法規的公權力，要求有積欠養老院費用的高齡者子女必須支付──葉研究員指出全球必須開始思考：我們應該怎麼因應高齡社會在照護、倫理，以及國家財政負擔的相關問題。
成功老化的歐美意涵與華人轉化
面對高齡照護的思維轉化，葉研究員指出在歐美社會脈絡中，1997年即由Rowe & Kahn提出高齡者的「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觀點，包含三要件：（1）降低疾病與失能（disability）的發生率；（2）維持高度的認知與身體功能；（3）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爾後，Crowther等學者（2002）加入第四個要件，是「有涉入正向靈性（positive spirituality）活動」，明示宗教信仰與靈性力量對於高齡者的正向影響性。但葉研究員也提醒：成功老化概念意涵的具體落實，在不同文化與個人身上，會有不同的取捨與實踐。
葉研究員進一步援引Baltes & Baltes（1990）提出之「選擇、最適化與補償理論」（The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SOC），以說明人們如何達成成功老化的具體作法。該理論強調主要透過三種途徑促使個體成功老化，分別為：（1）選擇（selection），對要預防或因應高齡退化而希望的生活目標做出選擇、（2）最佳化（optimization），調整或精鍊本身仍保有的能力與資源，進而思考如何使選擇的目標達成最佳化、（3）補償（compensation），利用周遭環境及工具的調整或改變使目標確實達成。葉研究員藉該理論指出，人是有相當潛力、也有彈性進行目標調整，人是主動而非被動，也具有個別差異──而這個差異也往往與「文化差異」有所關聯。
延續成功老化具有文化差異的路徑，葉研究員也提及Torres（1999）所提出的「文化相關之成功老化理論架構」（culturally-relev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在該理論架構中，Torres 主張每個文化皆包含對人性、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間的關係、時間、活動等五個價值傾向的看法，進而身處不同文化的人們，看待成功老化也有不同的解釋及定義。葉研究員所要指出的，正是東西方社會在價值重視上不同，形成「家庭幸福、子女孝敬」與「事業成功、經濟獨立、生活獨立」兩種成功老化差異的競合。同時，這也意味著：華人文化中的相依自我觀，將影響了發跡自歐美的成功老化內涵與實踐邏輯。
葉研究員指出：西方社會強調的是「獨立自主」，而東方社會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訴諸事業成功與經濟獨立的邏輯可能適用於歐美脈絡中──這是一種獨立的自我觀（independent view of Self），卻不盡然適應於華人文化與社群。華人社會更傾向一種相依的自我觀（interdependent view of Self），是在進行決策時會將父母、親友與生活中有所互動的他者都考慮進來。葉光輝研究員進一步說明，在華人社會若要追求成功老化，可欲的生活圖像是「家庭關係的和諧美滿」，不單僅是考慮個人的事業成功。
為了具體說明西方成功老化概念的限制，葉研究員以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講座教授Kitayama, et al.在2020年的研究” Culture and Wellbeing in Late Adulthood: Theory and Evidence＂發現，指出歐美脈絡中的老化正向因應動能，是獨立自我追求、積極成功，包括：希望環遊世界、獨自駕遊艇跨海等，其實跟年輕人強調的自我概念相同。但高齡者隨著年齡增加、身體退化，對高齡的看法越負面，因而無法像年輕人一樣獨立自主，以致於對未來幸福感受是負面的。反觀在東亞文化社會中，高齡與身心發展趨勢一致，也就是「年紀越大，越期盼家人子孫的關愛支持，想要安適幸福、恬靜地過一生」，因而可發現對自身幸福感看法較為正面。葉研究員強調：文化價值體系對人們的心理適應與幸福感受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同時，源自歐美的理論觀點或高齡照護原則，可能無法有效地適用於東亞人身上，檢視東亞社會的成功老化圖像，反而是越到高齡、孝道觀念發揮作用越大，也告訴我們：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
建構回應相依自我的高齡照護可能性？
分享至此，葉研究員提出了兩項提問：民眾該如何照護高齡父母？政府該如何制訂高齡照護政策？並以三個實際案例進行討論。
案例一：不讓82歲父親騎摩托車的兒子
葉研究員指出多數人認為這是合理、但不一定合情，因為華人是個情理交融的社會。而該案例後續，該名父親也因此事，再也不與子女說話。可見兒子本來以為是對父親好，但因處理方式不夠圓融，也是在同時重視情理與面對高齡需求的社會中，不能接受的。
案例二：主動幫70多歲母親提東西的女兒
葉研究員指出：這舉動反而讓母親生氣。原因在於母親認為自己好手好腳、也不是不能提這些東西，為什麼女兒要幫她？是不是認為她很無能、不能做任何事情。
案例三：68歲母親想搬到養老院住的女兒
葉研究員指出：女兒是從國外拿了博士學位，到國立大學任教、擔任助理教授，母女終於可以一起同住。但為何同住不到一年的時間，她的母親為什麼提出想搬到養老院？因為助理教授研究壓力很大、備課以及各種續聘、升等制度，早出晚歸，這讓母親以為女兒回來會有長時間的互動，但結果並無，母親更認為自己只是當個幫忙看家的母親。母親認為自己搬到養老院還會有同年齡老人有較多互動溝通的機會。
從上述三個案例，葉研究員指出高齡者也存在個別差異──而所謂的孝道內涵並非僅強調物質基礎，而是孝心的實踐。若無建立於了解及滿足高齡者心理與行為的需求，可能導致衝突、誤解，以致雙方陷入負面情緒，因此葉研究員引介「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Carstensen, 1987），強調因對未來時間視角（future time perspective）的差異，以致個體在年輕時代與年老時代的社會活動參與及學習需求相反。換言之，年輕人認為自身還有大好時光、有比較多時間，因此選擇對新知識的追求、重視新技能的學習，較少注重情緒的滿足；而高齡者則感受到來日無多，建立新的人際關係、抑或新技能可否尚有運用空間與機會是個疑問，因此較重視少數、短程，有意義情感經驗的目標追求，以及原有人際關係的維繫，包括與家人、老伴、老朋友的相處。
整體而言，延續對成功老化的反思與高齡者需求的重新檢視，葉研究員認為當前政府所提出之相關高齡者照護政策仍較訴諸於未符合在地脈絡的成功老化與知識生產的內容。對這樣的政策設計並非是要全盤否認，但葉研究員更關注於政策內涵並未滿足大多數高齡者的需求──因此我們更需要去思考如何共同合作、規劃與實作──更深入地說，我們必須先意識到「照護的單位是什麼？」
近年來，中央政府積極推動長照2.0計畫；在經費的支出上，2017年約87億，而是2021年已達54億，不到四年的時間漲了五倍，推估2023年將會來到600億的支出預算。葉研究員指出，隨著高齡化趨勢，長期照護的社會支出將會是一個無底洞，因此就需要家庭作為後盾，才可能是長遠之計。但是，當前的家庭結構能夠回應高齡者的照護需求與責任嗎？高齡化與少子化等兩股趨勢對當前臺灣家庭結構、功能，及其家庭關係，著實產生巨大衝擊與移轉。首先，當前臺灣面對人口高齡化、少子化，將衝擊未來的家庭結構：因少子化導致下一代旁支很少、家庭結構窄化，進而產生家庭支持及照護功能弱化的情況。另則，祖孫不同世代的生命重疊時間增長，而使得代間共存時間增長，數代共存的現象更普遍，因此良好的代間互動與連結更為重要。而基於家庭結構轉型，因應照護需求的異質性增加，將會出現各種新興家庭型態，例如老人照護同輩親戚的情況增加。
再者，在家庭功能的衝擊，則包含：養老功能弱化，如可分攤照護責任的手足人數減少，導致家庭照護人力不足、成年子女的負擔加重。另則，因為雙薪家庭的普遍化，家庭的育兒功能移轉，未成年子女主要照護者轉移至如保母等外部照護服務體系。更根本的，則是各世代的家庭成員人數都很少，難以形成強大的社會支持網絡，以致社會支持的功能弱化。最後則是在家人關係衝擊，可能讓親子情感關係更為重要緊密。且因經濟考量，親子角色可能朝互助共生的方向發展，而非傳統的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之明確關係劃分。同時，祖孫關係可能帶來正面影響效果，例如促進價值觀的代間傳遞、文化反哺與社會化；但亦可能帶來負面影響，例如祖孫之間因代溝而更為疏離。夫妻關係也因高齡化而婚姻關係拉長，情緒支持與情感親密更形重要。整體而言，葉研究員提醒我們：基於上述的社會結構變遷，回應高齡照護需求不僅是藉由政府規劃的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險制度協助，而是家庭照護觀念的重新定義──當家庭結構的緊縮交織著照護需求的增高，使得大多數家庭成員必須向外尋求協助──我們勢必要重思臺灣家庭高齡照護功能的外包。
外包孝道的批判、轉化與重申
面對前述家庭結構、功能及其成員關係轉變的議題，並交織著高齡照護需求的提升，葉研究員的論述取徑在於翻轉「外包孝道」的負面內涵。葉研究員首先回顧藍佩嘉（2009）提出之外包孝道概念延伸及其批判（按：在藍文中，是以「照護工作的市場外包化」說明）。一方面基於既有文獻雖指認了照護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作為一種支配性的文化架構，卻未對「私人」（private）進行明確的概念分析，因此藍佩嘉在該文中確立了該概念中的不同層次意涵，包括家庭生活（domesticity）、情緒性（emotionality）、女性化（feminization），以及市場化（marketization）（pp.3–4）；另一方面，藍佩嘉也指出：因為家庭照護人力萎縮，具有照護需求的家庭開始尋找替代人力，把原來是成年子女照護責任，轉給非家庭照護者，例如看護。同時，照護的階層化分工，是照護責任由兒子轉移給媳婦（性別移轉），再由媳婦移轉給非家人的受雇者（市場移轉）──轉包鏈形式使孝親照護商品化，也持續加深家務照護勞動的性別化情況。
雖藍佩嘉批判外包孝道／照護的性別化與種族化，而葉研究員指出外包孝道可能存在的正面功能：子女可維持三代同堂的孝道理念，而且不用直接負擔照護父母的實際工作。也如陳正芬（2011）指出三代同堂作為最符合華人孝道傳統的在地老化服務模式，葉光輝研究員進一步指出：在傳統的表層解讀中，我們可能會認為聘僱看護工來照護高齡父母，是反映臺灣社會孝道式微；然而若考慮偏好同住的照護文化，卻可發現其實外包則是孝道實踐的折衷。另一方面，在以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制度養老的高齡照護公共化主流論述中，亦可能對其進行表層解讀，認為是孝道文化會阻礙高齡照護的公共化──但我們也必須正視歐美國家福利制度漸失靈，而贍養父母責任法律化的政治趨勢正興起。
葉研究員接續指出，當前高齡化社會下，高齡照護所需要的多元化、專業化與長期化，並不適合再將家中高齡者的長期照護完全交由女性或單一照護者，而是應要形成照護的系統。一方面，當照護勞動商品化作為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我們便必須關注如前所述的孝道外包之正向功能（葉光輝，2020）；另一方面，傳統的照護者／被照護者已不再是壁壘分明，因此葉研究員主張：我們亦可透過孝道外包方式來重構照護的意義。子女可藉由孝道外包的過程，從勞務執行者轉為溝通協調者，承接主導與整合照護服務和過程的角色，進而形成一套可納入不同角色分工的整體照護模式──更重要的，是藉由代間連結方式的轉化，子女嶄新的孝道功能將能重構華人高齡社會下孝的核心條件。
在此，我們也許可以注意到：既然孝道實踐得以轉化成不同形式，那麼該如何判斷現代孝道的核心內涵？葉研究員即指出：我們應避免從孝行實踐的表面內容來定義孝道核心，而是由孝道的深層心理運作機制解讀外包式照護所反映出的代間連結轉化──換言之，社會大眾對孝道的探究，多僅討論孝道行為實踐，卻不涉及孝道信念與內涵。對此，葉研究員藉由對過往華人社會中的十五項孝道行為規範，做進一步的深層結構信念分析，取得四項價值成分，分別為尊親懇親、仰已順親、奉親祭念，以及護親榮親──而更上位的孝道理念，則是「愛」與「敬」──也分別對應到葉研究員所提出的「相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
可測量的深層孝道信念：提出華人孝道雙元模型
葉研究員在過去十五年間提出了三項原創理論，包括「孝道雙元」、「雙元自主性」及「親子衝突歷程」模型，分別針對「孝道如何影響個體身心適應發展」、「華人青少年自主性如何發展」、「親子衝突透過何種機制可有利青少年身心發展」等重要議題。在本次演講中，葉研究員主要聚焦於「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的概念內涵及其作用，而此正是欲回應孝道內涵的模糊性，特別是過往文獻所存在的對孝道兩極化的正反面評價。
葉研究員指出，過往相關文獻分別指出孝道有助於性格發展、人際互動，抑或是不利於性格發展、人際互動──就實徵分析，在過去孝道作用效果的研究中，存在正反不一致的結果。為此，葉研究員提出關於華人孝道觀念至少應具有雙元面向及其作用效果差異的解釋模型（Yeh, 2003; Yeh & Bedford, 2003）；透過釐清孝道涵括不同特徵屬性或具體行為，以「相互性」與「權威性」兩面向，取代籠統概括的孝道概念，闡釋在內涵與運作效果上可明顯區隔的雙元特徵，進而整合及解決孝道信念對於個體性格、認知發展，以及人際互動關係具有正、負影響效果的爭議──孝道雙元模型的提出，明顯地改善了以往研究者從單一面向來討論孝道所可能產生的偏誤（伊慶春，2009）。
葉研究員分享道，他正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注意到1960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反對孝道，但同時間，臺灣卻設有文化復興推廣委員會。這可能存在著類似認知失調的弔詭性：同樣是論述孝道，卻存在推崇與摒棄的兩種路徑──這也是葉研究員提出之雙元模型中，孝道存有的兩個面向。臺灣所推動的孝道復興，是建立在情感面的親慈子孝之理念；而中國所批評的，則是權威面向、絕對服從的孝道觀念。兩種差異的孝道內涵同時都存在於華人社會的兩千多年歷史中──而葉研究員的學術貢獻在於做出有效的區隔、測量與分析模型。在葉研究員所提出的模型結構中，將孝道概念區分為「相互性」與「權威性」兩種內涵，它們彼此互有關聯，但兩者對於個體性格、認知以及人際關係發展的作用效果並不相同。
在雙元模型中，「相互性孝道」的屬性與發展，是奠基於個人在成長過程，與慈愛的照護者累積出深厚的情感、相互信任與瞭解，因而能對照護者發展出自然親情，而自願孝敬奉養照護者──其核心內涵在於「親子由長期互動中建構出的親（密）情（感）」。「權威性孝道」的屬性與發展則是：在社會化歷程中，子代藉由教養關係，逐漸習得調整自己的行為、需求，以獲得父母、乃至擴展尋求社會他人的認可──其核心內涵在於做好性別規範與身分位階、社會角色的扮演。葉研究員統整而論，主張「孝道具有雙元性」，其中相互孝道信念是一種主動自願的、跨越情境的、作用力強的、具正向功能的，是現代孝道教育的核心要素；權威性孝道信念則是一種屬於被動壓抑的、具情境特定性的、作用力較弱的、常具負向效果的規範信念，唯有符合其訴求條件下，才能發揮正向功效。葉研究員提醒道：最好是這兩者同時具備，權威性且具有情感基礎，以對父母表示敬愛。
上述孝道雙元模型所提出的，更是指涉孝道深層心理運作機制，分別是愛與敬（主動自願），以及義務和順從（被動配合）。葉研究員最後以歌手謝金燕的故事作為案例分享，指出在一次謝金燕的演唱會上，生父豬哥亮希望能父女大和解，卻被謝金燕婉拒。謝金燕的行為在孝道雙元論中，正是相互性孝道：謝金燕要對養育自己的母親敬孝，於是選擇拒絕沒有盡到照護責任的父親的和解，並且在現代社會中，如絕對服從父母親要求的權威性孝道已經不能發揮作用。
重構外包概念的積極意義：高齡需求的彈性回應
就「孝道服務外購趨勢下的高齡照護內涵與政策建議方向」，葉研究員嘗試結合孝道外包與孝道雙元模型；因此，首先其指出在高齡照護商業化的發展趨勢下，原先的「孝道外包」（subcontracting filial piety）概念所展現的照護圖像，是高齡照護成套轉包，尤其是在性別與種族化壓迫關係之間轉包，以聘僱外籍看護為主；而到葉研究員主張之外包的正向影響，則是「孝道服務外購」（outsourcing filial piety），使有高齡照護需求的家庭得以彈性運用家庭外部各種照護福利資源、或商業化服務，進而滿足照護需求與維繫家庭關係──外部照護資源進入家庭，可凸顯在照護中，非勞務、非醫療性質照護內容的重要性，並進而衍生出新的照護內容，包括諮詢提供、溝通協調、規劃安排等。明示服務外購的意義重構與正向性，以及基於各種不同性質的外部照護介入，整體照護關係的運作也更加複雜。
再者，葉研究員也指出在社會變遷趨勢下的照護觀念及內涵調整，是形成關係導向式的高齡照護，以及建立具信任基礎的協商式代間關係，進而達到相互性孝道的內涵與實踐。在前者，葉研究員特別強調照護作為一個系統，其穩定性是奠定於系統內所有成員的相互分工與合作，因此我們必須以「照護實踐中的整體關係運作」取代「照護者／被照護者」的角色切割，以營造穩定、熟悉且溝通良好的照護關係為核心。葉研究員提出的這種關係性的照護實踐，我們亦可連結至Annemarie Mol（2008）正式提出的「照護的邏輯」（the logic of care），指出「良善照護」是建構於各種秉持特殊性的行動不斷來回互動，以及持續進行的過程──且所有團隊成員都涉入其中，服務對象也並非是介入的目標群體，而是照護過程中的關鍵成員。葉研究員清楚指出，這種照護系統的模式，亦是共同為提升照護關係中每位成員的需求而努力，兼顧不同成員在照護人際歷程中對自身角色意義的尋求。
在後者，葉研究員指出華人傳統的高齡照護是侍奉（serving）的關係，但在服務外購的趨勢下，更是朝向基於同理、信任與長期情感的相互協商和支持關係。一方面，照護的市場化或公共化並不必然弱化家庭情感連結，經濟與情感可互為表裡、相互強化，以金錢關係作為交換亦是家人間表達關愛和共同責任的方式之一。但若代間關係運作僅只是以金錢或經濟考量為核心，反而可能因為其他利益因素使高齡者的福祉被犧牲，衍生出非預期效果。另一方面，藉由將高齡父母照護工作外部化後，子女更能體認到高齡照護的核心要素是長期的情感連結與主動自願的責任承擔──以信任與相互協商為基礎的相互支持關係，是以代間情感的運作為核心（互愛與互敬），並且可確保高齡父母的福祉、有助於提升父母對不同照護服務使用的接納與適應。
葉研究員藉由介入設計（intervention design），將孝道雙元論模型納入相關教育方案之研發，促成了高齡者對照護服務的接受度提升、以及照護服務系統與家庭密切協調。在最後，葉研究員聚焦於外購式高齡照護服務如何與家庭關係的運作相互整合、提升高齡者的生活福祉，提出五大政策的未來想像（葉光輝，2020）：
一、 以健康或亞健康高齡者的預防照護為主，失能高齡者的治療照護為輔
二、 以整體照護關係的運作品質取代聚焦於個體福祉的照護取向
三、 理解高齡照護是一項具動態發展歷程的長期任務
四、 重視正式與非正式照護支持系統的連結與整合
五、 高齡照護政策之規劃或制度之設計應把華人家庭文化因素納入考量
葉研究員於結語時指出高齡照護議題與政府重要財政規劃密切關聯、也攸關全民生活福祉，更需要跨越不同學科共同整合思考與解決。而如何讓「高齡者」、「家人與家人照護者」與「各類外聘照護服務者」三方能透過照護活動相互滿足彼此需求，進而創造三贏的結果，是相當重要且無法逃避的當代社會課題。
在關係主義的社會中實踐高齡照護？情感紐帶與照護主體
這場專題演講由社福所李妙純教授主持，本系多位老師出席、參與，包括修課學生實體聆聽、亦也開放系友遠距參與，互動相當熱烈。在演講最後的提問階段，則聚焦在服務外購趨勢下的情感紐帶維繫與照護主體性的界定等兩個主要議題。
在課前提問中，有修課同學提出：「在長照服務外購化之施行上，當子女因需工作養家，面對維持親情情感紐帶，我們該如何行動？」葉研究員回應道可借助現代科技設備，對高齡父母提供關心與陪伴，包括透過社群媒體進行關心及日常問候。再者，現場同學也提出對照護責任主體性界定的疑問：誰該負責高齡安養責任？主體性為誰？家庭為單位嗎？主體性要怎麼看待？葉研究員則重申：照護並非是誰照護誰的線性關係，而是一個動態發展關係與整體照護系統。因此，照護責任與行動的主體，必須納入參與照護實作與身處在這個照護系統裡的利害關係人（Tronto, 2013），尤其是服務的提供者──當有高齡照護需求的家庭對照護知識、能力的不足與匱乏，需要聘請專業照護工作者時──照護服務提供者就必須被納入考量，以避免照護品質的下降。最後，葉研究員也再次強調：華人社會不是個人主義社會，關係主義的社會，是以關係品質的改善與提升優先於個人需求的滿足。
海報製作：王芷庭
照片攝影：陳文躍
行政業務：陳佩吟
統籌策劃：郭惠瑜、王舒芸、鄭清霞
參考書目
Tronto, J. (2013). Caring Democracy: Markets, Equality, and Justic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New York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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