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記錄：陳祈瑋、蔡承宏
2021.04.28
主講人：洪惠芬 教授（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過往在兒童照顧政策的研究中，大多是對於托育政策、育嬰假等政策制度進行考究，然而在當前全球化高度發展的社會境況下，在兒童照顧階段促進競爭力的信念與手段也被高度討論。本次社會福利專題討論（4月28日）邀請到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洪惠芬教授，分享她在私營課後安親服務工作者這樣新穎的領域與田野中的看見與洞察。
兒童的最佳利益？親職外包的價值意涵
在演講的開頭，惠芬老師很幽默地與參與者分享，這份研究的起心動念是來自自己討厭上安親班的孩子──但若將課後安親班放置到鉅視的社會脈絡當中去觀看，當前的台灣家長經驗到了高工時的時間貧窮困境，所以必須將孩童的教育外包給課後安親班，下班後再把小孩接回來享受親子時光。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是投射了家長們所面臨的親職要求與工時壓力。而將照顧／教育勞務移轉出去是更好的策略，這是課後安親班的商機與基礎，讓雙薪家長得以將親職外包出去，成就私人的解放，同時這種安親班是十分家長中心的。
若從目前已有的數據來看，許多小孩確實是十分討厭安親班的──因此也有許多兒童福利團體會從兒童最佳利益來批判安親班，但對惠芬老師而言，這並未真正觸及問題核心──課後安親班的商業競爭，某部分是來自於家長所要面對的焦慮與兒童成長的社會環境，於是譴責家長透過安親班來親職外包，並非足夠，而是要試圖同理、理解當前家長面對的焦慮：為什麼已經有很好、便宜的公立學校課後托育，但家長還是會交由較為昂貴、全包式的安親班呢？這可能是與競爭性的理想公民圖像是相關聯的。
但除了批判資本主義的競爭式公民圖像外，惠芬老師在構思這份研究的問題意識時，嘗試連結自身對於性別及勞動的關懷──她將這種照顧勞務問題化的方式，是將課後安親班視為生產／再生產之間的夾縫，這與全球照顧鏈的概念類似，雖然沒有遷徙議題，但是有層層剝削的現象隱然於後；這一套制度的安排，是由高薪的女性聘雇低薪的安親班老師，且因為高薪女性工時也長，安親班老師也受制於此而處於高工時的勞動環境，當然，也因為薪資低而必須延長工時。那麼，這群安親班老師如何經驗這種長工時，尤其是需要兼顧自己的親職角色，以及高工時的職場壓力？因此惠芬老師所切入的提問觀點有二：這群課後安親班老師作為外包對象，如何看待親職外包潛在的文化焦慮？以及這群人所經驗到的理想工作者規範，是否不同於傳統男性工作部門（陽剛氣質）的工作組織？
文化與社會的共同焦慮作為視框：特殊的照顧圖像
就課後安親班作為一項研究標的與領域，惠芬老師即指出在研究進程中，第一個困難即在於儘管台灣眾多小孩上安親班，但相關社會學與社會福利的學術研究相對是少的，大多集中於管理學門探討顧客滿意度，以及教育學門關注在課後安親班的教案成效，而惠芬老師克服的方式，是透過報章雜誌，尤其是親子天下雜誌，來勾勒安親班在台灣的發展狀況。在相關資料的考究當中，惠芬老師發現安親班的商業模式是非常家長中心導向，諸如：延長收托時間、全科補習、美語教學、孩童的個別化中午供餐，都非常高度配合家長對於子女的期待與服務需求；然而這種高度商品化的照顧市場，從古典自由經濟學的角度，服務樣態應該更多元，卻不然──如果仔細觀察，這些安親班也只是掛上更多的招牌，實際上服務非常同質，並且是反映出某種的文化焦慮，而若從相關的報章雜誌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其透露出了安親班背後的文化焦慮。一開始的談論脈絡，及搭上了台灣有偶婦女勞參率提升的社會背景，此後台灣政府才開始介入與進行管制。
對於安親班的文化焦慮，早期媒體與學者起初是用「鑰匙兒童」來描述，擔心家庭功能的外包會導致孩童往後發展的偏差行為，以及孩童容易受到歹徒襲擊的人身安全擔憂，並將之描述為不幸福的童年，認為這群孩童返回的是冷冰冰的家庭；而到了近期，社會仍對安親班抱持著疑惑與焦慮，一些基層教師透過如社論投稿的形式描述親職不見與外包的擔憂。但事實上，鑰匙兒童或親職外包都投射台灣理想育兒型態的想像，如基層老師所撰寫的文章中，指涉的親職往往是女性，而整個文化的焦慮，投射的是「只要不是女性全職照顧，就會危及親子利益」。
而在惠芬老師的研究中，「親職外包」作為重要概念，其一開始是來自於Lair（2007）在博士論文使用「親密事務的外包」（the outsourcing of intimate affairs）來指稱。根據Lair（2007: 32–34），親密事務外包必須符合三個標準──第一個標準是「活動的移轉」：原先是由家庭成員履行的活動，移轉到家庭外部成員。第二個標準是上述的活動移轉往往伴隨商品化趨勢。也就是說家庭成員之所以得以將原本由其執行的活動移轉到家外，這中間涉及金錢交易。順著第二個標準，第三個標準被移轉的對象是營利導向的正式組織。綜合三個標準，Lair（2007）所謂的「親密事務外包」意指的是：在親密關係領域中，原先在人們的價值觀念中被規範為由家人所履行的親密任務，移轉到家庭外部正式的商業組織。這種觀點，如同Epp與Velagaleti（2019）所認為的，這種憂心隱含著「密集母職」文化期待下家庭作為「無情資本主世界避風港」的象徵。這預設了家庭是孩子最好的生活地點。但從統計上來看，孩子在家庭受到虐待的地點更可能在家庭，但親密事物的商品化焦慮卻是無所不在。
私營課後安親服務工作者的圖像？
那麼，被外包的對象如課後安親班與課輔工作者，是怎麼看這樣的文化焦慮？這對兒童會是好的照顧嗎？此外，「理想工作者規範」作為是試圖挑戰組織性別中立的預設與概念，照顧跟理想工作者規範會如何重新塑造？基於理想工作者來自傳統陽剛男性工作者的生活經驗，那較為陰柔的照顧場域又會是如何？
惠芬老師的這篇研究文章在研究方法上，是找尋「私營安親班的經營者及其受僱成員中，現階段育有十二歲以下兒童者」為受訪者，在研究進成中，剛好找到兩位男性，但大部分仍是女性，且組織層次會橫跨大規模－小規模，有助於比較公立課後照顧班。而現階段的研究成果中，惠芬老師發現課後照顧的托育人員，與低度管制下的課後照顧市場有關──因為缺乏證照管制，所以課後安親班的人力背景非常多樣，所有的受訪者都是因緣際會進入課後安親班，諸如：生育後的二度就業婦女、大學生打工後留在職場。另外，也因為這群人的工作要求是教導小學課業，使就業的資格要求不高，但儘管薪資很低卻難以再度流動。而這必須從整體課後托育市場是多重鑲嵌在家庭生命歷程的轉銜來看。假若生兒育女，許多人反而會轉到公立的國小課後照顧來換取更多的時間自由，或是自行創業來掌握自己的工時，但是在少子化的風潮下，反而會讓壓力更大。
同時，同樣都是男性與女性的課後安親照顧者，但也發現在親職實踐上的性別差異。就男性受訪者中A1與E的訪談內容，可以發現雖然都因為課後安親的長工時型態而無法密集育兒，卻不認為疏忽孩子的教養，而是再度強化養家者期待與自我認同的連結；但對於其他育有孩子的女性照顧者來說，反而會非常擔心沒有完善照顧孩子，因此感受到罪惡感。儘管課後安親班仍然是一個高度女性化的就業職場，男性容易受到家長的不青睞，但是惠芬老師目前遇到的兩位男性受訪者並沒有因這樣的不青睞而遭遇困境，反而運用社會對其作為養家者的性別期待，而更高度地投入安親班的工作。
階層化的課後安親與托育？體現文化焦慮
課後托育也是高度的階層化：全國連鎖並結合兒童美語的安親班，有比較高比例是由收入相對穩定，對孩子教養投入較多心力的中產階級家庭所購買，而小型、家庭式安親班，則是提供那些擺攤，並且工時相對長且沒有彈性的勞工階級家庭進行選擇。同時在教育政策的轉變下，許多安親班也開始在說詞或服務內容轉向108課綱所強調的素養、快樂等內涵。此外，這也凸顯照顧服務也是高度商品化的，為了迎合家長的工時或教育商品需要，就算在課後托育中心設立的相關辦法中，安親班不應提供兒童美語補習服務，業者也會克服法規限制，同時提供二種服務。這種托育服務的商品化傾向於家長所持的成績中心，「盯完孩子的作業」是安親班運作中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這也讓絕大多數安親班老師會延長工時到晚上八點。
然而，這種成績中心也讓課後安親班從業人員環繞兩種文化焦慮：第一，對於照顧者而言，究竟是家長中心，還是被照顧者（孩子）中心？第二，照顧／教育並不全然是照顧外包對象的責任，父母也應當承擔。但是對於家長來說，花錢，就是是為了孩子的課業表現期待，以此將壓力轉嫁給照顧勞動者，而安親班或照顧機構為了保住客源，只能以成績好壞論成就，並以強硬的手段，如逼著孩子背書、寫評量卷。
也就是說這其中有兩組矛盾存在，雖然安親班老師跟家長是商品化導向，但是安親班老師跟孩子卻是維持照顧關係。這群安親班老師，會努力維持與孩子的照顧關係，因為這群人無法對照顧者的需要視為不見，但這種額外的勞動付出往往不被雇主與家長看見，可是這也是一種以愛為名的自我剝削，這個景況與傳統男性工作組織中，勞動者會把雇主跟顧客擺在優先位置不同。但同時這也與第二種文化焦慮相關聯。第二種文化焦慮，是來自於孩子的未來發展，究竟是家長還是安親班老師責任？雖然這群老師陷溺於「成績中心」、「升學主義」的陰影，而在家長與孩子的利益間拉扯。但，這群安親班老師可能不是反對升學主義，反而是也支持升學主義──因為對其而言，這是在現實壓力下，將成人的世界規則──「競爭意識」向下延續，只能以孩子成績論好壞。因此，這群安親班老師並不是因為對成績有執念或全然服膺於家長中心導向的服務信念之中，而是他們很清楚地看到：孩子長大成人後的現實世界，遊戲規則就是這樣。
另外，當中產階級父母親信仰密集母職，雖然藉由彈性工時來準備下班，卻沒有準時接送小孩，在信仰「規劃栽培」的理念下，有意圖的將孩子課業表現外包出去，在快樂童年的信仰下，將黑臉外包給安親班老師扮演──因為這群家長意識到盯功課是非常高度情緒勞動的工作，因此，將盯功課外包是為了有品質的就業生活，讓親職免於第二、或是第三輪班的工作。但這種外包途徑，卻也同時讓家長理所當然的將「孩子未來發展的責任－成績」外包出去，使安親班老師感到無奈與生氣。
對於競爭、勞動、性別的三方面再反思？
惠芬老師指出其當前的階段性研究，將會在一國版本的「照顧鏈」圖像中放入「階級區隔」中，看見家長對於成績執著的焦慮，背後投射的，是不讓孩子成為輸家，因此需要盡早裝備好孩子，讓他可以順利長成獨立之人與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人，這就像台語俗諺「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
而另一個有趣的部份是，訪談者L雖然認為課後托育的工作其實就是母親的工作，只是母親照顧的是自己的孩子，但課後托育照顧的是別人的孩子。當惠芬老師繼續追問那妳比較喜歡照顧別人的孩子還是照顧自己的孩子？L則說「因為我對別人的孩子沒有期待呀，我不用為他們的未來負責任，那是他們父母的責任。所以照顧他們時，我可以盡情地享受陪伴他們的樂趣。但自己的孩子卻不是」在這份研究的階段性斷點，惠芬老師看見成為母親的壓力，是夾雜在理想的陪伴與養育的滋養，以及未來世界中，孩童需要提早裝備與準備競賽的焦慮；這些種種也鑲嵌並同時投射了台灣的競爭式公民圖像，以及個人主義式的育兒模式。
力爭上游？福利國家對於競爭性公民的再思索
這場專題演講由社福所張世雄教授主持，本系多位老師出席，同學們亦提出了許多的問題，現場互動相當熱烈，而在演講最後的提問，環繞在未來的孩童教養是否有跳脫競爭式公民圖像的可能。惠芬老師先分享了當前108課綱的改革，假若家長僅將之視作為一種升學的軍備競賽，原先自由探索的目標就可能被錯置，在新自由主義風潮下，家長必須將一切的風險控制到最低，自由探索作為高度風險的行為不被鼓勵。
此外，在當前高度個人化、國家缺乏協助的教養模式下，親職外包雖然從孩子最佳利益的角度來看會受到批判，但如果父母無法透過生養，從陪伴、滋養得到內在好處，又為何要生養？這使得父母不得不將親職外包，其實家長也深陷痛苦，如果沒有足夠時間，又必須去把少數時間拿去做軍備，就呈現出當前的照顧與教育矛盾，以及將之層層外包。因此，當前家長所面臨的集體焦慮，以及所採取的競爭式與個人主義式的育兒模式，唯有藉由藉由集體行動，才有可能緩解、或是扭轉，而這有賴於更多的公共討論與參與，也是當前社會福利制度應做之事，由國家控制風險，讓個人從高度的育兒焦慮中解放。
海報製作：王芷庭
照片攝影：顏鈺杰
行政業務：陳佩吟
統籌策劃：王舒芸、鄭清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