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紀錄：鄭偉銘、陳祈瑋
2022.3.23
主講人：黃克先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張世雄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無家者（homeless），俗稱遊民，他們經常被視為公共危險的隱憂，或是個人道德問題的選擇結果。但實際上，人之所以無家可居，往往與當前政治經濟結構密切相關，並且鑲嵌在台灣嚴峻的房地產與租屋市場結構中，也是中正社福系的歷史關懷。因此，本次邀請到任職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黃克先副教授，藉由他近期著作《當危殆的無家者遇上遊民社福體制》，分享這群無家者（homeless）的生命、困境，還有對於制度的回應。
克先老師與中正社福的緣分，來自於在從事無家者研究的過程中，接觸許多從社福系畢業並投入於遊民工作的學生，特別是在台北的芒草心慈善協會（Homeless Taiwan）。
在從事無家者研究的過程中，克先老師也接觸許多中正社福系畢業並投入遊民工作的學生，如芒草心慈善協會（Homeless Taiwan），與中正社福系有著因緣巧遇的機會。
研究計畫的起源
《當危殆的無家者遇上遊民社福體制》一書的田野調查地點，就是萬華著名的艋舺公園，這個位於捷運龍山寺站的公園，也是台灣利用率最高的公園，平時有許多民眾在這裡進行活動，且多半以長者、具福利資格者、無家者居多。
從使用角度上來說，克先老師認為這樣的空間或場域，其實是值得正向看待的都市計劃；但實際上，艋舺公園卻因為這幾類人群的聚集，有著非常高的污名與標籤，例如疫情期間常有人不戴口罩活動，或是因無家者的聚集顯得雜亂無序，經常被認為會危害婦女及幼兒的健康與安全。此外，隨著時間交替公園也有著人常大量的移動，也會讓人有「暈眩」的感覺，因而讓人感到這裡好像很複雜、很混亂。但透過長時間的田野，一個有序的社會世界逐漸浮現在克先老師眼前。
誰是無家者？
鑲嵌在場域（艋舺公園）的標籤和汙名，絕大多數是依附在無家者的社會身分和識別身上。那問題來了，誰算是「無家者」？或許我們可以從一些特性辨識這群弱勢群體，例如台灣的「無家者（遊民）」，人數推估大約在2,300人至3,000人之間，且大多是中高齡男性、島內遷移、教育程度低者。
至於無家者為什麼會出現？從經濟結構的角度上觀察，會發現無家者的議題經常出現在資本主義盛行，且房產高度自由化的地方。
從歷史觀點來看，我們得以從無家者在各個時代的日常俗稱，看見這些群體經驗的歷史轉折。如在清朝治理時期，這群人被稱為羅漢腳；日本治理時期則稱為浮浪者，或是在閩南話中則是以浮浪貢（phū-lōng-kòng）稱之，經常被論述為只會說大話、不從事正當工作，且居無定所的遊盪者，成為社會安全的隱憂，因此執政者大多用軍警進行監管。直到近代台灣民主化之後，對這個群體，政策上才有更為中立的對待與社會處遇，並在非營利組織的倡議下，被正名為無家者（homeless），開始有標籤轉變的可能。
如果從國際觀點來看，會發現目前台灣有比日本與韓國更多的無家者，這來自於日本與韓國更早經歷經濟泡沫化，也提前正視著無家者的議題。但台灣的經濟泡沫化衝擊較為緩慢，也因此在無家者的國家政策干預上，相較於日韓更為薄弱。
台灣面對無家者議題的政治治理，從對於無家者的定義與人數統計中可見一般：如無家者仍被狹隘定義為居住在公共空間，且無家者人數僅仰賴社工人員非系統性的計算（特定某天、某地點去進行計算獲得的概略數字），導致無家者的人數都嚴重被低估，呈現出政府並未正視無家者的議題。但在歐盟，無家者的定義更為寬鬆，包括居住狀態不穩定者，或生活品質不佳者，意味著在台灣常見居住在網咖、便利商店、24H速食店，或是借住朋友家，應該都算是廣義上的無家者。
如果轉為檢視無家者的社會處遇，會發現他們面臨著多重社會排除，包括教育、勞動市場、人際與福利資源等排除，如無家者經常為中高齡男性、低教育程度、無法在初級勞動市場獲得穩定就業，因此勞動崗位變遷頻繁、且如果年齡未達65歲且較少損傷者，也無法獲得相關福利資格，難以藉由國家資源脫貧；在人際互動上，這群人也被一般民眾或中產階級排除，甚至2011年台北市議員近一步發言以「強力水柱」驅趕無家者，期待假公權力排除這群人。
實際上，無論是社工或是專業人士，都認為這群無家者「沒有真實的社會關係／人際連帶」，認為他們沒有朋友、孤單；或是無家者自己都會自我貶低為住在龍山動物園（意指龍山公園），周遭的人是酒肉朋友，或只是過上醉生夢死的生活（一種自我放逐的樣態）。但克先老師則認為無家者議題思考，應該是要先認可人是社會的動物，然後思考無家者看似孤立的生活在社會空間中，卻面對著何種深層的社會結構壓力，才能知道如何破除標籤和歧視。
美國社會學濫觴：都市之「瘤」研究的啟發與再實踐
因此，我們應該重新理解無家者的生命經驗和社會處境。從美國芝加哥學派開啟漂移工人的研究中，就觀察到都市的貧民窟讓中產與菁英階級感到不安與害怕，並期待採取軍／警等國家合法力量來暴力排除，藉以改善社會失序的議題。對此，當時的社會學者認為應該藉由參與觀察，才能理解無家者的社會處境，還有其與國家、社會、經濟結構間的關係，其中典範為Nels Anderson開啟的都市底層民族誌研究－The Hobo，再發現邊緣群體的內部秩序以及文化意義。
藉由前述的經驗研究與社會學視野，克先老師提出一個質疑－「這群居住在台灣艋舺的無家者，真的是『無緣』或是『自我放逐』嗎？」因此，如果我們將視角轉向，探問無家者的社會連帶及其構築起的社會世界，並從連帶或資本的角度看待他們的生活，暫時放下他們僅是乞食過活的社會想像與標籤，將有助於我們朝向規範性的關懷，重新找回他們屬於「人的樣貌」，看見他們的普遍人性。
Mitchell Duneier所撰《人行道（Sidewalk）》一書也給與克先老師充分的感動與啟發－藉由社會學的結構分析訓練，如何也能夠看見人類能動性的可能性。在進入田野並重新與理論對話後，克先老師修整了研究提問，更關心這群人如何想像關係，是無責任感，還是缺乏承諾？但老師也發現這種個人化的解釋有其侷限，讓我們看不到是什麼樣的外在限制導致他們無法維持長期的關係。
於是，在克先老師眼裡，看見無家者明明彼此有豐富的連帶，且是少數可得到資源或資訊的重要來源，但為何無家者避而不談或是鄙棄之？或即使有收入與資源，為何無法脫離街頭？並且再次追問，目前提供的各種資源，有何種象徵意義？當然，人們擁有多少連帶與資源非常重要，但人們如何意識並動用這些連帶與資源同樣可貴，如以美國黑人為例，就較罕見運用連帶與協助，較適合轉以文化層次的視角來理解無家者。
接著，克先老師反省過去的研究與其方法，指出大多缺乏局內人視角、非自然情境，並將鑲嵌在無家者身上的社會關係化約為孤立個體的資料。因此，重新藉由民族誌方法有其重要性，當建立起與無家者的關係，才能看見他們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種意義。這樣的研究跨時三年，包含機構參與及觀察，並且針對無家者、社福體系與其執行者進行民族誌工作，最後以全國社工訪談及焦點團體作結。
工作與經濟－是遊手好閒？好吃懶做？伸手要錢？
首先，克先老師帶領我們進入無家者的「勞動－工作社會」。回到艋舺公園的環境時空，發現原先白天寂靜的公園，會因工作結束後返回的無家者們而再次喧囂，整個公園充滿著工作話題，如工資、被扣多少錢、工頭與雇主的對待，或過去的勞動經驗等。由此可知，工作對於無家者而言，不只是薪資或物質，更包含認同、社交能量與尊嚴，成為無家者的重要能動性。
接著，從工作與社交模式的交織，克先老師凝結出三種無家者類型：「𨑨迌人」、「做事人」與「艱苦人」。第一種「做事人」，仍有台灣傳統的愛拚才會贏精神，並期待靠自己翻身；第二種「𨑨迌人」，則善於尋求生活世界的利基，並找到他人的利用價值，藉由交情與人際操弄獲得資源；第三種「艱苦人」，謀生方式是開源（團體行動獲得資源）節流（慾望與開銷）。他們普遍認為「做事人」過度勞累，反而會花費更多資源，也投射過去因勞動而造成身心傷害的負面經驗。
從這種無家者類型，則可以從江湖資本與身心狀態來辨識，其中，兼具身心狀態與江湖資本者為「𨑨迌人」、僅有身心狀態而無江湖資本則是「做事人」，身心狀態較差或江湖資本不確定者，則可辨識為「艱苦人」。但一個人的一生的狀態與資源卻是變動的，如因身體老化、健康下降，或是身體康復等因素，在這些象限中游移。
因此，克先老師指出，艋舺公園被貼上的好吃懶惰形象，可能是來自於「艱苦人」與「𨑨迌人」兩者，因為這兩群人在艋舺公園的出現時間最為頻繁，也更容易與其他社會群體互動。
藉由無家者的工作型態，也可重新思考無家者需要的勞動樣態。無家者中，曾有工作近九成八成工作超過三年，目前有過半無家者都有工作，但平均月收入約八千五百元。就算是目前無工作的無家者，也有六成四願意工作，而有二成四是無力工作者。
無家者，必然是無家庭或無家人嗎？
接著，克先老師邀請我們重新思考當使用「無家者」一詞時，如何思考他們與「家」的關係，其中，「家」的多種經驗與多元意義，將有助於更理解無家者的生活實況。圍繞著「家」經驗與其意義，大致可分為四類：
1. 家庭（family）：因情感、法律或生物的連結形成的社會團體 被賦予如生、養育下一代的社會功能。在包括臺灣在內的許多社會中，家庭帶有父系特質（patrilineal），且其運作輻射的範圍通常超越核心家庭想像，廣及包含親疏遠近之親戚的家族。
2. 家空間（home）：個體認為身處其間能產生安全感、親密感及歸屬感的所在。
3. 家戶（household）：共同生活以至涉及經濟層面的勞動力再生產、家內勞動分工及消費的經濟單位。
4. 家屋（house）：物理上穩定居住的物質構造 。
目前，許多關於無家者的家想像，大多是圍繞在家空間（home）或家屋（house）。但實際上，無家者的無「家」，是在多元交織的「家」處境中發生並產生排除。在老師的研究中，成為無家者大約有三條路徑：
第一，是做事人為主的生命軌跡，由於出生在貧窮家庭而未能接受更多教育，在台灣經濟起飛／衰弱過程中「並未出頭」，但又礙於父執輩已過世，同血緣的兄弟姊妹不願接納，且自身拉不下的面子與自尊，成為無家者；
第二，則是失去家庭與家屋，在壓迫人的家中離開，並成為父權體制剝削下的受害者，在居無定所的情況下「浪流漣」到老；
第三，則是許多無家者穿梭不同「家」過上兩棲生活，因為這群人往往無法達成傳統家戶（household）要賺得的養家工資，於是到艋舺公園找尋朋友解憂，且因身體狀況不佳而難以獲得充足薪資，無法進入主流框架之中。也有些人，有家庭（family），但卻在家空間（home）得不到相關的支持或認可，於是在艋舺公園尋求過往生命經驗的痕跡與經驗，藉以獲得支持。
因此，「家」定義的多元交織，其實凸顯經濟弱勢、家庭結構共同構築的無家之路，這群人滿足不了家戶（household）或家庭（family）的性別角色分工與期待，如男性無法養家，女性無法照顧家裡，或因物質處境，無法擁有家屋（house）。於是，這群人大多時候有「家庭」，但無法居住，並在家庭關係變遷、經濟困乏，還有尊嚴與面子的問題下，讓諸多「家」連帶被弱化。
流浪後，必然是孤苦無依嗎？
接著，有關「家」關係的想像與經驗理解，則是從無家者的親密關係與婚家情況開始。在艋舺公園內，有許多的「鬥陣（tàu-tīn）」關係，或稱為「擬家關係」。「鬥陣」雖被無家者指稱為伴侶關係，但閩南俗語上「鬥陣」則是人們湊集成群之意，也可泛指為友伴關係，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結合可以順勢成為一種恣意性或偶然性，表示湊和著、暫且試試的關係狀態。
另一方面，從法律制度或物質家屋缺乏的結構中，也反映出沒有法律賦予婚姻的男女朋友關係，以及居無定所的婚家與居住安排。而「袂合（bēha̍h）」一詞，則更指涉著經驗上這種「鬥陣（tàu-tīn）」關係可以隨時可分開的自由。另外，無家者也可能實踐出「擬家關係」，用家人身分掩蓋親密關係，或是建立起團體分工、互相借住的相處暨照顧關係。
前述這種鬥陣－袂合、擬家關係，凸顯出無家者豐富卻危殆的連帶關係，儘管充滿自由，卻需要承擔更多受傷的風險。於是，儘管這群無家者得以藉由工作或勞動建立連帶，但永遠處於勞動市場或受雇權力關係的弱勢地位，且建立的親密關係卻是未有法律保障，成為社會經濟風險下的將就連帶。
與社會福利體制的交織－國家社福體制的外展
至於國家的福利制度與體制，如何回應無家者目前的社會處境？其中，克先老師認為目前遊民的福利資源進入「黃金年代」。但這種資源膨脹，卻是奠基在無家者受到的嚴酷或殘忍對待，並激起社會大眾關心，進而對政治系統施壓的結果。
然而，如果回到社會福利政策的邏輯，以及其實施過程，可以發現遊民社工與無家者是非常疏離的相遇，前者提供的，後者並不需要，而後者需要的，前者無法提供。這也投反映民政策對服務群體的錯誤想像。
1. 第一種想像，來自當民眾遇見無家者並且通報時，國家的介入往往是詢問其戶籍所在地，期待這些人返家。但卻沒有看見「家」對他們的傷害，反而讓無家者覺得有威脅性，並擔心會被家人看見或找到。這凸顯社會福利體制仍奠基在家庭主義，而忽視個體化或非典性化婚家形式越來越普遍的現實。
2. 第二種想像，則是會期待無家者找工作，讓其進入就業服務站系統。但無論是「𨑨迌人」、「做事人」與「艱苦人」其實都有工作，只是剛好在休息時被民眾遇見。對於「做事人」來說，這種國家要求或協助找工作，是對自身的傷害，不肯認自己努力工作的勞動事實。此外，就業服務站的許多工作類型，則是奠基在主流工作想像的職缺，讓無家者根本難以獲得工作機會。
3. 第三種想像，期待安置一是種無家者的處遇措施。實際上，無家者進入的安置處所，往往對於成年人很難適應。因為遊民的生活作息非常不同，反而容易面臨很多衝突與口角，不如艋舺公園帶給無家者的熟悉、安全與認同感。
除了以上三種錯誤的想想外，政策與無家者的疏離，也來自於社工行動者與案主間不同的目標思考。對社工來說，最害怕身體較不健康的遊民在公園離世而遭受社會與官僚壓力；但對無家者來說，自認較健康並康復的個體，則並不太願意被安置在其他的居住地點。
此外，由於當前社會工作者擁有的政策工具極少，使得無家者往往是「等待」進入社會福利系統。因為一旦進入福利系統，意味著被貼上「合法窮人」的標籤與法律資格，這在社工與「艱苦人」的服務關係中最為常見。如以某一位社工與無家者的相處過程為例，一位無家者本來可成為業餘畫家的佼佼者，但，卻因身體狀況急轉直下而失去堅持藝術的機會，這讓社工／長期陪伴者面臨內心衝突，為什麼只有成為合法窮人才能有充足資源？最終，社工能做的，還是只有把這些人變成窮人。
這也可以稱作是一種「福利收編」的治理，這是社工的重要任務，也是官僚的主導邏輯－「把人變不見」就解決問題。因此，許多官僚或其執行者，更是與遊民協商，讓其假性脫離遊民身分，藉由穩定的物資輸送，建立與無家者群體關係。但長遠來看，這種國家收編與治理方式，卻傷害無家者彼此間的關係。因為這些無家者期待從社工獲得更多資源，反而無法跟其他無家者合作，如「𨑨迌人」知曉官僚運作邏輯，反而會急於彰顯自身並排除其他無家者。
而「福利收編」的效果，不僅讓社工花費大量時間處理個案工作，而國家給予的福利支持與津貼，當依循理性、自利邏輯時，更破壞無家者間的利他網絡。克先老師指出，無家者會將福利津貼償還過去借貸而欠下的人情，但這種行為卻會被社工人員視為是亂花錢，且貼上不負責任的福利領受者標籤。對於國家政策與其執行者來說，福利領受者應該要理性規劃其花費，讓自己得以獲得三餐跟居住處所，但卻難以理解居住或飲食對無家者的真實意義或象徵。對於無家者來說，席地吃喝與共同分享，更容易獲得他人的肯認並獲得尊嚴，也帶來更多的福祉與連帶感。
更弔詭的事情，是戶籍地址作為一種為福利資源守門標誌，反而帶來的排除效果。因為對於無家者來說，家屋（house）的意義與中產階級不同，但家屋（house）卻又往往是福利輸送的基礎。
最終，看到的是接受幫助的象徵政治，構成受助主體的有限連帶，並且為鞏固主流價值，創造優劣階序的連帶。這種彼長我消的「助人受助」連帶，只是讓無家者獲得物質上的所得，卻帶來關係上的剝奪。
結語
在演講的最後，克先老師和與會同學，一同討論了無家者群的公民運動與社會倡議的可能性及潛力。老師認為貧窮者與無家者，相比障礙團體與同志團體有更難以有社會合作，來自於社會汙名帶來的效應。
相較女性、性少數、原住民或各種受汙名群體的討論，在美國或歐洲國家的蓬勃發展，台灣民間的社會大眾對於階級的反省較少。當然，這往往和各國關注弱勢者的左派勢力有關，而這也是台灣缺乏的土壤條件。當社會排除無家者，政府僅想要以經濟收編的措施，讓許多無家者也排斥貧窮身分，不願意肯認這些身分，甚至互相敵視。
然而，台灣目前也有嘗試扭轉貧窮汙名，以及進行社會倡議的組織，如貧窮人的台北或芒草心等社會組織，但這些活動參與者多為進步青年或大學生，較少是無家者本身，也讓貧窮者的團結之路更加漫長。會導致這樣的結果，起因來自社會對於貧窮與階級反省十分有限，認為無家者、貧窮者困境是個人的議題，缺乏體制性的討論與理解。
但克先老師也認為，無家者的反歧視運動在這五年內，在文化層面有些許改變，如以2001年的SARS來說，艋舺的無家者在當時是遭遇強制驅離的處遇；但在Covid-19，有許多民眾、團體試圖為無家者發聲，並且讓其社會處境被看見。
最後，儘管無家者面臨更大的社會汙名與排除，但每一次的遇見與認識，都可能讓我們走向更為公平及正義的社會，創造更為包容與理解的社會紐帶，也建立更為穩定且友善的社會環境與處境。
海報製作：王芷庭
照片攝影：鄭偉銘
行政業務：陳佩吟
統籌策劃：王舒芸、鄭清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