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05
文章撰稿：蔡承宏、李坤融
主講人：張晉芬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主持人：葉秀珍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
在傳統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勞動領域多關注可見的職業災害，包括營造業、工業等的工殤事件──然而當傳統工業的衰退、後工業化社會的相關職業興起，我們便需要將關注焦點擴大，去看見多樣且同等重要的勞動處境──就如情緒勞動很少被察覺。本次社會福利專題討論（10月05日）邀請到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晉芬研究員，以「為了收入勞工付出甚麼代價：分析臺灣醫護人員身心健康」為題，分享以醫護人員為分析群體的勞工階級為了獲得報酬，除了出賣心力，還付出其他代價，包括家庭生活的犧牲和妥協、與個人身心健康。
就秀珍老師的開場介紹，張晉芬研究員的著作等身，包括與其他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們合編之《臺灣的社會變遷1985～2005：社會階層與勞動市場》（2012）、與中山大學社會學系陳美華老師合編《工作的身體性：服務與文化產業的性別與勞動展演》（2019），以及此次專題演講所要分享的《勞動待遇與代價：從性別觀點分析臺灣醫護工作》（2022）專書內容，都在在地顯示張研究員關注的研究面向不局限於勞動研究，更涵蓋：所得不平等、勞動階層、工作的身體性、性別研究等。在這次的專題演講中，張研究員聚焦於「身心健康」──醫護人員看似處在高報酬的社經地位，卻必須付出的勞動代價，其中也存在高度性別化的效果。
一種新的勞動研究分析路徑？
張晉芬研究員首先指出，「代價」一詞不僅是指涉勞工為了獲得薪資報酬而奉獻勞力，更需付出別種代價──超越傳統社會主義的論述，張研究員在此特別強調這是資本家所不用負擔、而是勞工自己必須承擔的。同時，承擔這個代價的群體，經常是女性，包括家庭生活的犧牲、社會活動的妥協，還有個人的健康耗損──直指《勞動待遇與代價》一書以性別觀點作為分析取徑，企圖釐清生產性勞動與再生產勞動之間的複雜關係與性別圖像。
再者，該書聚焦於醫師與護理人員作為分析標的。張研究員指出：醫護研究更可以凸顯群體之間的差異。這兩個群體在從業人數、人力資本與待遇上，同時具有職業和性別差異──這也是社會學在階層化理論（theorie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中，主要關注的職業與性別化的交織效果。張研究員的研究正是集中在職業與性別彼此間的關係為何，而這種交織如何影響生產勞動，包括工作的價值及結果的明顯差異所在、且又是如何反映不平等的狀況。
整體而言，該書所要處理的議題，既是要檢視再生產勞動與生產性勞動之間的關係、也欲驗證「女性及女性工作特質價值被貶抑的結果」。張研究員以工作結構「組織及科別、工作特徵、同值同酬、職場暴力與霸凌、社會關係」與性別及家庭「性別、婚育狀態、情緒勞動、性別角色態度」兩部分進行自變項分析，進而探討「生產投入」與「再生產性勞動」之間的拉扯關係，並盡可能反映性別的差異與不平等的狀況。
探究勞動的忽視作為一種壓迫？
張研究員指出，對於勞動的分析若僅著重於生產性活動的角色與參與，這如同抽離了勞動者生而為人的實際生活範疇、更是忽視了個人所具有的多重角色與在不同社會活動型態間的複雜關係。張研究員所指出的該項批評，我們亦可連結到研究當代工作組織的女性主義社會學者Acker（1990）的論點：在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運作規則中，工作者被預設為「沒有血肉」的人（disembodied），以便追求最大的利潤與促進生產組織運作的效率──這其中也存在高度性別意涵，並且涉及我們如何看待身體化的議題。如張研究員在演講中提到，個人具有多重角色和活動型態，包括職業、組織內的社會關係、性別身分、婚育狀態、生活形態。換言之：工作場所不是我們唯一付出勞動的地方──對男性而言，他們確實主要參與在生產性勞動之中，對女性來說卻並非如此單純，因為再生產勞動亦是其日常。
同時，再生產勞動的不平等分配也是性別壓迫的一環。張研究員引述女性主義經濟學者Heidi Hartmann的論述，指出以家為實際和分析單位的思維假設了家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成員之間是分工的關係，但家庭其實是一個鬥爭的場域──若要讓「生產性勞動」及「再生產性勞動」存在與可被操作，有些人必須被犧牲──這正是家中男性對於女性勞動付出的控制。換句話說，再生產勞動被視為女性應當要承擔的，而該種勞動的目的在於讓男性勞工帶著可用的身體，回到勞動市場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無視了女性是否有著全職工作及其勞動職涯，再生產勞動正是以性別身分作為劃分條件。
張研究員也主張：不論是薪資、生產性與再生產性活動之間的平衡，甚至於勞工個人的健康，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勞動結果，勞動者獲得的待遇和付出的代價之間存在緊密的連結。我們亦可從美國馬克思女性主義學者Nancy Fraser（2016/2017）著作中所看見的，再生產勞動、照顧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及衝突，發現基於再生產勞動對勞動市場沒有價值，因此也不被肯認、獲得尊重或者回饋──而女性在勞動市場中遭受的不平等對待，與女性需承擔再生產勞動、女性特質及照顧勞動價值在正式勞動市場上的被貶抑，難以分割。
開啟對身心健康的勞動與性別分析？
張研究員分享道，《勞動待遇與代價》的原始研究發想是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盧孳豔教授的討論。一方面，在於再生產勞動與我們個人的身心健康有著高度關聯性，因此該研究邀請受訪者評估身心健康，進而檢驗個人工作身心健康是如何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學研究較少有機會進入正式組織及機構內部，進行調查與訪問。在量化研究上，最常使用的即是資料庫數據，而質化研究則僅能進行個案訪談。但進入組織的重要性，即在於其內部的升遷、薪資等議題，乃至工作特徵、勞動情緒，就一般調查是無法取得的，多數調查也僅能取得如職業別、公司規模的資料項目。該研究從2014年起執行，主要對特定三家醫院進行調查。
《勞動待遇與代價》藉由量化分析方式，同時探討經濟、家庭與個人層面的效果，呈現醫護人員勞動的待遇與付出的代價，以及其中的職業與性別差異。張研究員也提到量化研究所遇到的女性主義批評。過往東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對量化研究的質疑，多集中於數據分析的結果經常正當化優勢團體（男性）對於弱勢團體的壓迫，並將性別視作單一變項，而忽略社會文化的作用（Deborah Figart, 1997；顧燕翎，2020）。例如過往分析性別間薪資差距的模型，會將無法解釋的變異量（70% 或 30%）歸因於歧視，但卻並未呈現性別歧視如何操作──可這也並非指涉質性研究就必然具有女性視角，量化研究就一定是男性視角的粗暴二分。
如同理論與調查項目日益詳細、以及長期資料的累積，都使統計分析模型愈來愈能夠反映勞動市場上收入決定的機制，並有助於解答一些疑問。張研究員也指出：近年來量化研究也致力於與性別歧視的理論對話，試著利用複雜模型，探討組織、工作、性別、家庭因素對勞動結果的影響。例如就醫師與護理人員的相關數據分析解釋力可達80%，一方面是因職業特性被控制，另則是因量化研究可與性別歧視對話。
分享至此，張研究員也提出自己的觀察，如過去許多質性研究在說明方法選擇時，會開始講述質化研究優點與量化研究缺點，但如張研究員所言，「其實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是好的，我們都應該學習，不用看到數據就害怕，數據其實幫助我們認識趨勢、分配的狀況」，對學術工作者而言，選擇研究方法應是在於合適，而非奠基於批評另一種研究方法之上。
整體而言，張研究員觀察到近年量化研究在性別與勞動、薪資議題具突破性，特別是：若在分析中，同時控制教育程度、訓練所需要的期間、資歷、訓練、工作特徵等所有的結構及人力資本條件，薪資狀況仍呈現男性高於女性，那麼這是什麼樣的現象？是差異還是不平等？以及如果教育影響薪資、卻無助於縮小性別間的薪資差距，又該如何解釋教育平權的成就？
張研究員的計畫執行共收回4390份問卷；由於樣本過少，並未納入男性護理人員。從三家醫院的問卷，可初步說明研究群體的具體圖像：女性護理人員的年齡分佈偏向常態分配，女醫生的年齡比則是40歲以下佔80%，男醫生以中高齡較多。這與臺灣有越來越多女性進入醫學院，進行臨床工作有關；但工作年數亦反映在年齡上，男醫師跟女性護理人員有較高年資，女醫生通常較資淺；也因此，成為男醫師的收入相對較高的原因之一。
張研究員更進一步指出：因為年資的關係，女醫生較多是住院醫師，男性則多為主治醫生。從薪資來看，多數護理人員的薪資集中在四萬到六萬中；而從現行資料，臺灣多數全職白領女性，薪資大概只有兩萬、三萬。但在男醫生中，有72%群體的年收入至少是十萬以上，而二十幾萬以上也有相當高的比例。在工作穩定性上，女醫生有36%為定期契約人員、一年一聘為主，而男醫生較多是長期正職人員、有54%。這或許和女性醫師年紀比較輕，以及早期醫院較多正式聘約，近年來則為方便控制人力成本，發展比較多短期的聘約有關。
在這項研究中，張研究員主要探討與分析影響護理人員健康的相關因素，包含職場暴力、健康、過度投入、過勞的感覺，以及工作對家庭衝突。
高度性別化與異質性的勞動代價？
張研究員指出，這場演講所要說明的勞動代價，主要是工作對勞動者個人生活與健康狀況的不良影響。例如服務業工作者的身心健康長期遭受忽略，而其從事工作時的肢體要重複著不自然的動作，否則將會影響工作的成績；然而當這些勞動的代價被提出時，資方會指責是勞工個人無法好好保養的問題，又或者直接忽視。而延伸至醫護人員，張研究員提到：醫院經常面臨病患與家屬的情緒所需要採取的情緒勞動，通常首當其衝的是護理人員，這也會對健康產生負面影響。同時，情緒勞動的分攤也讓女性所要承擔的過多，這與社會所持有的刻板印象有關：女性護理人員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必須具備醫護專業，也包括女性特質裡的溫柔、耐心的雙重社會規範擠壓。
張研究員的研究中便指出：38%女性護理人員與25%女醫生曾經遭遇醫療暴力事件，在數據上女性相較於男性、及護理人員相比醫師，都更容易面臨暴力對待。此外，80%女性護理人員指出其工作內容非常需要情緒展演，女醫生超過80%，男醫生則約為73%，可見男醫生雖也經常需要進行情緒勞動，但在情緒勞動上，46％女性護理人員需要表層情緒操演，女醫師為30%，而男醫師則是27%。
除了職業與性別差異的交織，家庭因素也可能讓勞動者感受到工作壓力而產生焦慮，尤其是擔負照顧責任的職業婦女。張研究員即指出：當工作對家庭生活造成的衝突太強烈，會影響醫護人員留在現職的意願。此外，當工作時間過長、及對工作過度投入或是臨時加班的要求太頻繁，這些醫護工作者的勞動日常都可能造成生理和心理調適的困難，進而影響身心健康。再者，張研究員也指出過往談論職業傷害，多集中於營造業、製造業，如從鷹架上掉落、施工中沼氣中毒等，但也導致了我們對於工傷的想像過於受限。如服務業工作者也會面臨客戶的暴力對待與其對身心的影響，而在醫院裡也有病患及病患家屬有時候的言語或身體威脅和攻擊，同樣對於勞動者的身體和心理都可能造成不良的影響和創傷。
另則過去Alicia Kurowski、Jon Boyer 及 Laura Punnett（2015）指出，照顧工作需要耗費極大的體力，如在搬動身體時出現不符合人體工學的姿勢，腰痛、背痛或手腕受傷是常有的事。而照顧工作者既要避免自己的肢體運用不當、又擔心病患或老人不舒服或受傷，承受著相當大的心理壓力。不過，當然這也與工作環境有關，張研究員也指出過往相關研究主張友善的工作場所將能有效地紓解不愉快的經驗，例如：工作時間及完成方式具有彈性和自主性，或甚至是收入不錯，進而可補償身心健康所受到的影響。但即使在同一個工作環境中，仍可能因為工作特徵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壓力與經驗。例如：擁有較佳的社會關係、工作時間和完成方式有彈性、從事較具挑戰性的工作、或者擁有較佳的勞動待遇，即使必須承擔壓力和責任歸屬，身心健康受到的影響仍可能低於基層勞工階級。
在張研究員的研究中也發現：若勞動過程，具有自主性及挑戰性、工作成就感等，即便醫護工作者處於疲倦狀態，卻可削減負面特性；而勞動過程有所學習，對身心健康也會有所影響。「每個人工作都很辛苦，在這過程中獲得一些滿足，可以讓我學到一些東西、可以完成很多事情，可以有正面的效果」，張研究員指出即便勞動滿足沒辦法完全抵消工作倦怠，卻至少會讓我們覺得，「工作本身不是那麼差勁、不是可有可無」，進而增加工作效能。
一方面對醫護人員的身心健康而言，「情緒勞動」與「表層情緒展演」也會使得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加劇、更難取得兩者間的平衡──但在張研究員的研究中也可發現馬克思提出的異化理論痕跡：勞動者所面臨的異化（alienation）困境，除了是與成果和勞動的疏離，與工作同仁缺乏連結也是其一困境。在這項醫護人員的勞動分析中，則可發現當職場同僚間存在正向關係與互動，個別工作者便可能感受到「工作帶給他的不安減少，並且平衡跟家庭的衝突也許就沒那麼困難」；換言之，勞動過程中，不僅自主性具有正向效果、也包括社會關係。而在研究中，女性醫護人員相較於男性，更可能因多面向的生產與再生產勞動擠壓，自評其健康狀況不好；好的社會關係，包括同仁與主管支持對女性護理人員的身心健康是重要的，但對醫師來說不是那麼重要，可能的原因在於醫師得到資源相對多，護理資源相對少。
整體而言，從張研究員的研究中可發現明顯的性別化差異，其一是女性醫護人員遭受暴力的機率高於男性醫師，成為需要被保護、救助的對象；其二為性別與家庭因素對於女性醫護人員的自評健康狀態都可能產生有異於男性醫師的效果。
勞動待遇不及其代價：護理人員的性別化勞動困境
自後工業化社會，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許多有論者都主張是女性權益的大幅前進，然而張研究員也提醒我們必須親近、敏感於數據的意義。醫護人員勞動待遇和代價之間的矛盾，具有明顯的職業與性別差異：職業的差異出現在收入和健康的差別，而性別間的差異除了健康和收入，女醫師和護理人員更面臨了比男醫師更嚴重的工作對家庭衝突。換言之，女性醫護人員所承擔的性別規範、再生產勞動及其情緒勞動和展演，將使個人無法在工作獲得比較好的效果。
一方面，護理人員受到霸凌經驗、情緒勞動、過勞，都高於醫師，勞動待遇難以彌補在勞動市場的遭遇；另一方面，女性護理人員需要輪班、加班，家庭生活與工作配合之間必須做出妥協，同時在工作中跟病患親友的密切接觸，更增加身心疲倦。然而其所獲得的勞動待遇，卻不足其代價。臺灣護理人員大約有40%是有執照但未進入職場（衛生福利部全國醫療資訊網服務中心，2021），且具有高的流動率。
社會安全與勞動研究的另一種可能？倡議、抵抗與自主
這場專題演講由社福所葉秀珍教授主持，本系多位老師出席、參與，包括修課學生實體聆聽、亦也開放系友遠距參與，互動相當熱烈。在演講最後的提問階段，則聚焦在醫護專業位置不對等與醫護勞動體制的抵抗等兩個主要議題。
在場同學首先提出在多由護理人員處理一般醫療處置，但醫療技術費用的給付卻集中於臨床，是否指出有一種「護理沒有醫生專業角色那麼重要」的印象存在。張晉芬研究員首先澄清這次演講的主軸為身心健康、而無提供其他數據資料，但就醫師的收入為何會像坐電梯地一直成長向上，這涉及敘薪制度的設計。但制度的設計也是政治性的：由誰作敘薪制度設計的決策、並且認定哪項敘薪項目重要；另外，在臺灣的制度設計中，倡議團體的遊說強度也極為重要。臺灣醫事專業團體遊說功能，確實比護理團體還要強。美國的護理工會相較強勢，可以為她們的護理人員爭取休假、一定薪資等權益──但臺灣護理公會似乎主要是聯誼功能──雖過去也曾倡議為護理師正名。張研究員也指出這與臺灣薪資結構偏低有關；就她所調查的護理人員，相較於很多中低階白領女性，在職業薪資結構中算是不錯的工作。
最後，同學也提出：面對醫護產業的這些體制不平等現象，該如何進行反抗？張研究員則與同學分享道：可能的方法來自於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以及抵抗與發聲。「如果你認為醫生才是主導醫學現場，這就沒有解方」。張研究員認為護理人員也必須去質疑這套專業分工體系的權力不對等，包括：女性進入男性職業，容易受到排擠、歧視，男護理人員則是進入醫護產業會獲得優勢──這便是很明顯的性別權力關係不平等。勞動者可以透過形成團體、發聲，讓其他護理人員知道這件事情不公平、激發專業自主與勞動權益意識的覺醒，促成制度的改變。
海報製作：王芷庭
照片攝影：陳文躍
行政業務：陳佩吟
統籌策劃：郭惠瑜、王舒芸、鄭清霞
參考書目
Acker, J. (1990). Hierarchies, jobs, bodies: A theory of gendered organizations. Gender & society, 4（2）, 139–158.
Alicia Kurowski, Jon Boyer ,& Laura Punnett, 2015.” The Health Hazards of Health Care Physical and Psychosocial Stressors in Paid Care Work,” in Mignon Duffy, Amy Armenia, & Clare L. Stacey (ed.), Caring on the Clock: The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Paid Care Wor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Deborah Figart, 1997. “Gender as More Than a Dummy Variable: Feminist Approaches to Discrimination,”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Taylor & Francis Journals, vol. 55(1): 1–32.
Fraser, N., 2016.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 New Left Review, 100.
Fraser, N., 2017.”Crisis of Care? On the Social-Reproductiv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Tithi Bhattacharya (e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ring Oppress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衛生福利部全國醫療資訊網服務中心（2021/04），〈台閩地區護理人員統計表-110年4月〉，檢閱網址：https://www.nurse.org.tw/publicUI/H/H10201.aspx?arg=8D8F909CC5C38D0058，檢閱日期：2022年10月10日。
顧燕翎（2020），《台灣婦女運動：爭取性別平等的漫漫長路》，臺北：貓頭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