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26
文章撰稿：蔡承宏、李坤融
主講人：陳瑞樺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與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主持人：鄭清霞教授、系主任兼所長（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
社會福利的用途究竟是什麼？更甚至是我們得以去思考不同福利提供者的背後意圖為何？Richard Titmuss於1958年提出三種福利體制類型學之分類，涵蓋了殘補（residual）、工業成就（industrial achievement performance）與制度（institutional）。其中「工業成就模式」所闡述的，正是社會福利依附於經濟發展，特別是個人是仰賴自身勞動力生產與工作表現而取得社會福利──然而，工業成就模式也可能產生質變──與新自由主義治理、地方團結及抗爭相互交織和結盟。本次社會福利專題討論（10月26日）邀請到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與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合聘的陳瑞樺副教授，以「成為『福利之鄉』：麥寮與六輕的矛盾共生」為題，分享究竟六輕設立二十餘年來，對麥寮地方社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麥寮如何成為「福利之鄉」？「福利」表現為哪些面貌？「福利」是否有其對價？「福利之鄉」作為一種社會想像具有什麼樣的意涵？
《福利之鄉．煙囪之城：麥寮與六輕的矛盾共生》一書於今年度（2022）出版，是由陳瑞樺老師主編、與其他作者共同撰寫。李丁讚（2022）即指出該書透過對麥寮的調查與分析，將能讓讀者同時看見資本、國家與公民社會三種力量在這裡角力，也映見了臺灣資本主義越來越細密的發展軌跡。
就清霞老師的開場介紹，指出本次專題演講所要分享的專書，很特別的，是由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所上師生一同執行的調查研究，且非短期性研究、而是經歷相當長期的田野歷程，最終出版。同時，該書的田野──雲林麥寮──所要面對的，是環境與經濟議題的拉扯，而在瑞樺老師長期投入的研究領域中，環境問題所形成的「社會福利經費支出」與中正社福系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福利的支出，絕對不僅回饋於麥寮鄉，某種程度議會、縣政府也都是要分一杯羹」，在開場尾聲，清霞老師也指出麥寮與六輕的矛盾共生的基礎來自錯綜複雜的地方政治，相當值得探討。
瑞樺老師同樣說道本次演講為清華大學社會所訪調團的研究成果、並搭配相關文獻對話的內容，將會聚焦於「麥寮跟六輕的矛盾共生關係」，且分別觸及：1) 地理環境的「風頭水尾」意味著什麼？2) 成為「福利之鄉」的論述如何形成？3) 「福利之鄉」與「敦親睦鄰」4) 「福利」是否為「犧牲」的對價？5)不同政治力量形成的鄉政定位的轉變，以及6)談論廠鄉關係「矛盾共生」格局轉變的可能與限制。
麥寮何以與六輕既矛盾卻共生？「風頭水尾」與母體並存
陳瑞樺副教授首先指出麥寮是重要農漁牧生產基地。瑞樺老師分享自身逛超市的經驗，提及在冷凍櫃就能看到麥寮在地品牌──「台全珍豬」──就相關數據之呈現，2021年5月麥寮飼養的豬比例為全台之冠，有153座養豬場、飼養超過35萬頭豬仔。此外，麥寮榨菜產量佔全國80%，也是鱸魚、蜆仔與文蛤的重要產地。但在發展農漁牧產業、重視當地環境條件之時，麥寮也是全台灣最大石化工業區所在地。台塑六輕計畫自1991年拍板、1994年於濁水溪出海口南側的海岸淺灘地區填海造陸，隨著第一期工程於1998年完工開始營運，六輕逐步發展成包含54座工廠、398根煙囪的工業園區，占全台灣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7.2％；六輕工業區約佔麥寮鄉面積四分之一，行政歸屬也屬麥寮鄉。
農漁牧業作為易受傷害（vulnerable）產業，通常在石化產業進駐後會產生擠壓現象──對此，瑞樺老師指出麥寮鄉本來就有厚實的產業基礎、以提供在地生產產值，包括農業及畜牧業；即便六輕所佔地理面積龐大，但因是以淺灘地區填海造陸拓展，與一般工業區或科學園區透過區段徵收的方式不同，不會有既有產業基礎被摧毀的情況。也因此，過去舊有的聚落生產仍舊維繫著，讓「六輕」與「麥寮」不是母體的替代關係，而是兩個母體並存，且進一步發展出「矛盾共生」的格局。
瑞樺老師一方面以麥寮的行政區域圖標示出填海造陸而成的離島工業區位置，另一方面也藉由指出濁水溪出海口的位置，說明麥寮所處之「風頭水尾」位置──亦即水的最末端。瑞樺老師提醒道：地理環境將會形塑物產，進而對居民的生存心態產生影響──但風頭水尾究竟在麥寮形成何種特殊地景？2005年由雲林縣政府文化局（現為文化觀光處）計畫編印《雲林秘笈》套書，是以全雲林縣二十鄉鎮市為主題而進行撰寫、形成了以雲林為主體的大量地方志（chronicles）生產。在由林國賢撰寫的《麥寮啟航》中，描述了麥寮的風頭水尾：
「麥寮鄉是真正的風頭水尾。這個位於台灣西部最突出的地方，濁水溪與新虎尾溪環抱著南北兩側，冬天強勁的東北季風颳起讓人睜不開眼睛、無法站穩腳步的沙塵暴，讓她遺世獨立，這個位於台灣最西方的鄉村，給人最深的回憶與印象，就是恐怖的砂塵暴」（pp.13–14）
因為是「風頭水尾」，有受訪者就表示：「風太大，都拼命做卻少收穫」、也有訪問者說道：「種田因為我們風頭水尾，有些可以種有些不能種，所以後來就是種蕃薯、種土豆，或是插甘蔗」──可見的，麥寮的自然環境不利於種植需要肥沃土壤及豐富水源的農作。於是在這樣的艱難環境中，形成麥寮人窮則變的生存心態，若有更好的收入與生存條件，會毫不猶豫進行改變。因此麥寮逐步發展畜牧業與水產養殖，包括「專業養豬」──麥寮後續的多數產業發展，其實是對原有風頭水尾的環境限制所做出的挑戰與生存行動──這也可用以解釋為何麥寮居民選擇接受六輕設廠於此。
夥伴關係？還是單方面剝削？麥寮與六輕的金錢關係
如同前述，台塑六輕計畫於1991年擇定落腳雲林，於1994年開始於濁水溪出海口南側海域填海造陸，創造出南北長約八公里，海岸線向外延伸四公里多，共計總面積2255公頃的工業區基地，從此改變了麥寮原本的海岸天際線──如同陳瑞樺副教授說明，麥豐村和麥津村往西走出市街，在田疇遠處與地平線接壤的已不是天，而是成排羅列的煙囪。也因六輕工業區龐大的規模和產值，它無可避免地對麥寮的自然環境及社會人文產生深刻的影響。再者，六輕龐大的石化生產基地也帶來環境汙染及身體健康的憂慮，且由於石化產業運作過程中頻傳的工安事件，引發了各種爭議及後續廠鄉關係的調整──這些六輕與麥寮在地的衝突、協商與衝突，都具體地呈現在麥寮擁有超出一般鄉鎮許多的豐裕財源，並得以將「福利之鄉」作為鄉政的定位。
瑞樺老師以麥寮鄉公所在2013年於前鄉長林松利任內釋出的〈福利之鄉 幸福麥寮〉影片，說明「福利之鄉」的政治論述與意涵。在該影片中，林松利前鄉長指出麥寮鄉雖位在沿海偏遠地區，但自有財源較充足，也因此具有完善社會福利措施充足，包括生育補助、意外傷害保險、免費午餐、交通車補助等項目，可以說是全國最好的鄉鎮。但瑞樺老師也提醒道，許多福利項目的增設納入，也與麥寮居民對六輕產業的抗爭有關，包括1994年填海造陸建設六輕工業產區，導致多起當地居民意外身故，鄉公所意外險的補助正是對應於這些不幸所提的方案。再來，瑞樺老師也指出麥寮得以將「福利之鄉」作為鄉政定位的財政基礎。根據〈【雲林麥寮】煙囪下「富可敵縣」之路〉一文，可發現六輕對麥寮鄉的財政貢獻，在1999年僅佔約8%，到2008年已成長到71%──至2016年，就地價稅、房屋稅，以及敦親睦鄰專款（電費補助）預算等，六輕繳納的金額已超過麥寮鄉公所年度總預算7.7億元的8成以上。另外，除稅收外，麥寮還能因六輕工業區的麥寮電廠而獲得「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這項非稅收的鄉政固定財源──皆構成了「福利之鄉」得以成立與維繫的財政基礎。
麥寮成為「福利之鄉」的基礎，除了鄉政措施，還包括2010年因台塑六輕的工安大火，引起群眾居民的抗爭──台塑加強對麥寮的「敦親睦鄰」力道──相關措施包括：低收入戶三節每戶3000元禮金、優秀學童獎助學金、學童課後輔導（招募有碩博士學歷之優秀幹部到鄰近鄉鎮進行課後輔導）、急難救助、廟宇慶典補助、免費愛心早餐、鄉民健康檢查、獨居老人送餐、居家老人住宅改善等。這些「敦親睦鄰」專案的形成，一方面涵蓋台塑自己提出的補助辦法，另一方面則是因應前述居民抗爭的訴求──在2011年工安事件後，台塑即設有一項7200敦親睦鄰基金，補助設籍鄉民每人每月健保費與電費六百元，一年共計七千二百元，四萬多位麥寮鄉民，等於台塑每年支付2億9千多萬元，以維繫六輕得持續運作的在地接納度。
「福利」是否為「犧牲」的對價？重新解讀福利之鄉
在陳瑞樺老師於2015年所著〈犧牲體系、社群發展與公私義理－犧牲政治的倫理思考〉一文中，一方面指出「犧牲」作為一種社群之存續遭受到異常威脅情況下所做出的非常措施，而當犧牲的群體是處於常態性、持續性之犧牲狀態而為維持社會體系的運作，便是轉向「犧牲體系」（the System of Sacrifice）；另一方面，犧牲體系是立基於人口稠密的「中央」v s.人口稀疏的「周邊」這樣一種構造性歧視，在其背後是由先前經濟發展過程所形成的不均社會結構（p.211）。而此論點也將讓我們可以重新省思：麥寮所處的國家經濟治理位置，及其從「煙囪之城」轉向「福利之鄉」的特殊社會脈絡與政治互動、角力關係。
麥寮居民所獲得的「福利資源」，究竟是何種性質？是作為一種增進福祉的社會權利展現，還是作為一種彰顯其犧牲價值、補償性質的對價內涵？陳瑞樺老師老師分享在田野訪談過程中聽見的兩種對六輕進駐的不同反應。第一種是「一位朋友轉述了住在麥寮的伯母和他之間的問答。伯母問她那受過高等教育的侄子，六輕是否真的像人家所說的那樣毒，在聽了侄子的說明之後，伯母說：寧願被毒死，也不要被餓死。」；另一種則是2013年瑞樺老師在三盛村進行訪談時，受訪者說「就像六輕這些問題啊，蠻痛的啦，在地方蠻痛的。像我們小時候的記憶啦，我們夏天是可以把窗戶打開，吹吹涼風很舒服的那種狀況。啊現在像我住在這邊，基本上夏天的話都是要緊閉門窗，沒事想要到外面活動活動，……像以前小時候，家人還是會有在埕那邊坐，［但這］好像跟現在的環境都沒辦法搭上。因為台塑很臭嘛，那個臭酸味，變成現在大家都要關在家裡面吹冷氣。」（參見《福利之鄉‧煙囪之城》，頁100）。這兩種意見對照出如下的問題：六輕之於麥寮，究竟是發展、抑或是剝削？這也將影響我們後續理解所謂「福利之鄉」是一種對居民所遭受的壓迫進行安撫，還是真正促進地方的福祉。
接續先前的討論，瑞樺老師對「社會福利的目標」提出提問：社會福利所要增進的社會福祉，是邁向一個好的存在狀態（well-being），但這樣的存在狀態究竟是對應於什麼內涵？是物質上的舒適？還是在社會生活中的幸福？瑞樺老師一方面指出福利帶來的物質上的舒適（material comfort），是否能夠帶來幸福感？參照先前所引的兩段居民反應，很明顯的，麥寮居民所取得的福利，更像是作為犧牲的對價。
瑞樺老師以該書摘錄的一段2013年的訪談內容，進行說明。「我本來吃到八十歲，現在剩吃到七十歲…一些資源若給我，對國家有幫助，那也沒關係。你不能說沒有給我回饋，只叫我來犧牲，你要嗎？」瑞樺老師指出這段話所呈現出的，是將社會福利及敦親睦鄰的回饋，當成是居民犧牲居住品質、身體健康，乃至壽命的對價。當然也存在不同的意見：「一個這麼大的企業來到這邊，是好事壞事留給歷史做見證，目前有利有弊。以我的觀點來說，不能一直都說他們不好，像我三個兒子如果今天台塑沒來，他們就出去啦，你怎麼要一直說他們壞？大學畢業我們說出去賺22K，他們在裡面一個月四萬。但是又想更嚴重是說，不知道吃不吃得到老？裡面那麼毒，賺得到吃不到，你要怎麼說？這就是麥寮人的悲哀。」這是麥寮人面對六輕的無奈、妥協與期盼，並表現為因應工安事件要求經濟及物質利益的賠償政治（清華大學麥寮訪調團，2022）。同時，也強化了福利作為一種犧牲的對價關係之論述主張。
從上述的在地脈絡，陳瑞樺老師直指麥寮與六輕所處的矛盾共生關係。台塑一方面提供資源，另一方面也逐步掌握地方社會的物理環境及社會基質的各項訊息，由此將自我鞏固為地方社會背後的母體──地方社會在批評六輕的同時，又不得不依賴台塑。而相較於訴諸普遍性公民權、博愛與社會連帶的原則，「福利之鄉」的鄉政定位存在著消極的味道。當我們將麥寮講述是農業基地、榨菜的故鄉，所呈現的麥寮居民是對台灣社會帶來生產力及貢獻的能動者，相對於此，「福利之鄉」的資源提供者是台塑六輕，而麥寮鄉的居民雖成為財富外溢效果的接受者，在總體社會福利安排、生產、消費、分配中，是在一個被動的位置。
矛盾共生的關係有可能轉變？鄉政定位的轉變
矛盾共生的關係格局是否可能轉變？陳瑞樺老師說明，2014年麥寮鄉鄉長選舉結果，由民主進步黨提名的許忠富獲得15784票，高於無黨籍林松藤的7518票，而林松藤正是上任鄉長林松利的胞弟。然而，新鄉長是否會延續「福利之鄉」的鄉政定位？抑或是提出何種調整、創新？
許忠富前鄉長於2014年就任，2015年提出「煙囪下的麥寮幸福綠光」計畫、榮獲環保署營造友善城鄉環境拔尖級，2016年則以「看見。改變的力量」、全面啟動二十大建設，更進一步在2017、2018年分別提出「翻轉麥寮，城市印象」、「麥寮再進化，智慧新時代」作為吸引選票的重要鄉政政策。許忠富因而被視為新的企業家鄉長，任內的相關施政嘗試將麥寮與六輕所處的「矛盾共生」關係轉向「互利共生」，也使得許忠富聲望居高不下──但在2018年的麥寮鄉選舉中，許忠富在參選登記截止前宣佈不參選，改推現任鄉長投入競選，由此產生許多爭議，並使得地方上發動廢票聯盟抵制。
陳瑞樺老師指出2015–2018年許忠富擔任鄉長期間，麥寮鄉政及麥寮與六輕的關係出現了具有積極意義的正向轉變。許忠富希望翻轉麥寮城市印象，原本的主張是要做出城市層級的建設，而後進一步設想以建設帶動地方人口增長，成為麥寮發展為「城市」的人口基礎。在這其中，瑞樺老師認為，不管是成為福利之鄉、抑或是城市建設，背後的經濟基礎都與台塑有很大的關係，於此同時，以社會福利做為犧牲對價的矛盾共生關係，這樣的廠鄉關係定位也產生移轉──瑞樺老師引述許忠富與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的對話「六輕既然在麥寮創造國家的經濟利益、就業機會，麥寮鄉如果沒有同步發展，六輕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指出「發展取代對立、建設取代抗爭」的論述所表現的定位轉移。
上述麥寮與六輕的關係轉變過程，我們可以看見許忠富這樣的企業家精神領導人藉由鄉政建設願景的提出與政治場域的相互角力，促使台塑不僅是補償與補償、而是藉由台塑資源帶動麥寮的改變與積極建設──一方面說明了政治人物的能動性（清華大學麥寮訪調團，2022），另一方面對台塑而言，這不僅是拿錢出來安撫在地勢力、更是帶動地方工業發展及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
廠鄉關係格局轉變的可能與限制：文化、政治與行動策略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分，陳瑞樺老師以麥寮在地文化團體「麥仔簝文化協會」為例，指出透過文化行動來建立一個親近自身鄉土的情感與連帶，是回應矛盾共生的一條路徑。陳瑞樺老師進一步說明「矛盾共生」是對於麥寮與六輕兩者「並存」狀態的定性，並且也是麥寮地方社會與六輕石化工業區之間關係的基本格局──可能的轉變契機是從「工安事件與抗爭行動」、「鄉長政權替換」，到「文化運動」。
然而，從矛盾共生的消極定位、邁向互利共生的在地鄉政實踐，這是從社區內部看廠鄉關係的轉變，但廠鄉關係只是台塑六輕經營策略所必須回應的其中一項因素，在社區之外，經營環境及法規的變化，例如碳排放量的管制，對企業的自我改善產生更為重要的影響。
社區研究對福利國家的分析與回饋？福利、政治與生活
這場專題演講由社福所鄭清霞教授主持，本系多位老師出席、參與，包括修課學生實體聆聽、亦也開放系友遠距參與，互動相當熱烈。清霞老師回饋道：陳老師與清大訪調團所進行的，是一個長時間持續的研究，處理的議題也相當多元，同時也很佩服台塑企業跟著成長，不僅是從過去環保跟經濟成長對立，一直到在國際趨勢之下的所作出的企業社會之翻轉。在演講最後的提問階段，則聚焦在六輕作為解決麥寮居民貧窮的隱含危機、社會變遷、石化工業健康資訊的適當揭露，以及六輕企業轉型背後的企圖等四個主要議題。
首先，有同學提問、指出麥寮農民接受六輕進場，是基於農民與環境處於相對惡劣的環境，沒辦法透過農業生產獲得足夠所得，六輕更是作為解決窮苦問題的一種途徑。但因為全球暖化、環境資源減少，是否會使大眾尋求更多的「六輕」？而我們有沒有辦法透過國家角度的回應這樣的論述？另則是目前麥寮想從鄉村成為都市而向外招募員工，進而與在地居民成為兩種不同的社會群體，而生活風格的轉變，是否會進一步導致在地結構與社會紋理的變動？連帶地將「熟悉感」抹滅？
陳瑞樺老師先行回覆：過去個體農民面對盤商時，當然地處於不利位置。但近年來美生菜契作的形成，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中扮演開拓市場的角色，不管是麥當勞或摩斯漢堡等速食店、國外的買主，不僅是貨源供應沒有問題，也使農民受到保障。再者，在政府部門，藉由資源的分配，麥寮乃至於雲林，有一段時間推動設施農業，有很多農民透過溫室改變收益，可透過政府經費的投入進行轉型，解決人力老化的問題。但瑞樺老師扣回本次演講主題，指出其中弔詭之處：政府的錢是哪裡來？農業安定基金則是蘇治芬縣長跟台塑協商取得，背後的邏輯是六輕造成農業之都在農業問題發展的困境，也當然地要由台塑提供資源。
另外，瑞樺老師認為麥寮在地社會紋理的改變，最初並非是基於人力的移入，而是開始有不同的技術物介入，包括交通的改變、環境的改變，因此反而外來人員更被認為是正向的社會改變的力量，可看見的論述則如建廠開始，麥寮的商業隨著六輕發展起來。瑞樺老師自陳同意隨農鄉發展而感受到改變，但在大部分的訪談過程中，多把它視為正向發展──對年輕人來說更是如此，城市生活的便利性，這是一個在台西鄉長大的孩子是不一樣的。
再來，在場同學也提出：麥寮比其他地方，居民罹患癌症的比例多出2.19倍，像是皮膚癌、乳癌都有列入，那麼縣政府、麥寮鄉除了提供健檢，是否有適當揭露？陳瑞樺老師指出：在討論台塑面對工安事件，向來廠方的解釋就是「這沒有科學證據」，台塑從來不承認是因為六輕造成農作物的損失，面對鄉民的指責以污染作為論述的挑戰，他便用科學的方式去反擊。所以「社會福利資源也是掌握各種社會環境的機制」，健康檢查是龐大的資料庫，一旦我可以有不一樣的數據及材料，便可提出學院外的科學解釋。
本系王舒芸副教授則好奇：社會福利的歷史發展大概沿著早期濟貧、而後轉向（對某些群體或世代的）補償，直至今日在某些國家漸漸發展普及論述。在這個發展脈絡下，台塑所提供的許多敦親睦鄰的「福利」，會不會是國家應善盡（但可能未實踐）的「殘補」措施？雖然企業宣稱拿出許多資金「敦親睦鄰」，但廠方卻可同時從政府領到許多產業補貼及減稅措施。會不會在現代性的脈絡下，不透過企業直接且「僅給」附近居民的方式，而是企業透過更公平的稅制將盈餘繳給政府進行重分配，會更提升整體福祉、不會淪為企業摸頭？同時，台塑隨著全球化的國際規範執行減碳要求，並非出於改善居民空氣福祉──這是否意味著福利提供等其所宣稱的社會責任實踐，仍然是企業的「化妝師」？
舒芸老師的提問，讓我們亦可連結至新馬克思主義（Neo-Marixism）論者對「福利」的批評。新馬克思主義對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分析，著眼於壟斷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而國家與資本階級發展之間是相互掛勾的──政策有其政治目標──基於經濟生產力的維持是社會福利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條件限制（Goodin, 2001），國家透過社會政策與福利輸送，維繫資本主義生產必需的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資本主義則以政治利益與政權取得作為回報，進而強化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互補性關係。因此，當我們在思索麥寮所處的福利之鄉政治定位，也許可納入對福利提供者之政治企圖的挖掘與分析。
針對這項提問，陳瑞樺老師則回應道：從事社會慈善事業的企業所捐贈的金錢可以避稅，其實就符合舒芸老師提出的現象──企業得到的好處不亞於其付出。瑞樺老師也指出我們可以去設想，不要期望企業做對自己利益沒有好處的行為；然而也不要因此否定企業家投入相關工作的善意，認為企業家從事公益其實並無善心──因此必須建立對於人的複雜性理解，一個人去做善事，他的考慮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考慮社會利益及經濟利益，還有涉及到企業家個人的價值考慮。
陳瑞樺老師最後指出：矛盾共生的廠鄉關係並非麥寮獨有的問題，而是工業發展後共享的糾結難題。若要尋求較好的解決方案，也顯然並非是在兩者間的協商，而是要思索如何讓企業及工業本身在外部壓力、及內部要求上，有動機去對環境進行維護、及對社會提供照護。
海報製作：王芷庭
照片攝影：陳文躍
行政業務：陳佩吟
統籌策劃：郭惠瑜、王舒芸、鄭清霞
參考書目
Goodin, R.E. (2001). Work and Welfare: Toward a post-productive welfare regim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 13–39.
Titmuss, R. (1958). The Social Division of Welfare, in Essays on the Welfare State.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Policy Press.
李丁讚（2022），〈從三輕到六輕：臺灣資本主義的治理軌跡〉，收錄於陳瑞樺主編，《福利之鄉．煙囪之城：麥寮與六輕的矛盾共生》，新北：群學，13–16。
林國賢（2005），《雲林秘笈－麥寮啟航》，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陳瑞樺（2015），〈犧牲體系、社群發展與公私義理－犧牲政治的倫理思考〉，《文化研究》，（20），207–215。
清華大學麥寮訪調團（2022），〈福利之鄉‧煙囪之城：麥寮與六輕的故事（上）〉，刊登於《巷子口社會學》，網址：https://twstreetcorner.org/2022/08/23/mlvillage/，查閱日期：2022/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