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社福-失去青春的孩子vs.我的黑手父親

中正社福
May 4, 2022

文字記錄:鄭偉銘、陳祈瑋

2022.03.16

主講人:

涂曉蝶 《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作者
謝嘉心 《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作者

主持人:葉秀珍老師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

本週社福系週三Seminar,邀請到兩位年輕的研究者暨作者-涂曉蝶與謝嘉心,她們以自身的生命經驗撰寫成碩士論文,並且改寫成《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與《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兩本書。前者書寫台灣美髮建教生的生命,講述在2008年到2013年間,投入建教合作、進入美髮產業的十七個孩子的故事;後者聚焦在高雄拖車產業的技術發展,並說明技術如何為拖車製造師傅帶來自豪感,以及碩士論文研究到改寫社會書的經驗分享。

涂曉蝶:我與「美髮建教生」的距離,與平行發展的時空

講者涂曉蝶出生於1987年,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畢業,並就讀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並於2014年完成碩士論文《扭曲的學生,變調的勞工:檢視台灣美髮建教合作制度,1953–2013》,而後從事編輯工作與特約記者等文字工作。

2021年出版的《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由涂曉蝶的碩士論文改編,本次演講就分享書中有關十七個孩子的生命經驗,包括如何成為美髮建教生,以及成為美髮建教生發生的事情,以及作者於研究過程的看見,與改寫社會書的經驗分享。

「每個人之間都有一段社會距離」涂曉蝶說到

其中,自己與美髮建教生的距離,是與表妹的姻親關係;而現場與會者與建教生的距離,則是我們對於建教生的想像,也是一種社會標籤,如他們選擇參與實習計畫,成績經常並不佳,但必須獲得文憑與證照、需要兼顧工作與學習自立。實際上,講者的表妹就生長於經濟有需求的家庭,本想就讀高職半工半讀,在髮廊暑假短期打工後,決定投入美髮建教生行列,並期待獲得文憑、技術與工作。

2006年,就在表妹成為美髮建教生後,講者發現表妹與自己的生活世界開始是兩個平行線,包括成為建教生後,需要過上朝九晚九、周休一天的生活,領取每月7,000元的生活津貼,且這與自己大學生身分的經驗與學習相距甚遠。

後來,有一天講者好奇問到:「如果人生重來,妳願意再成為建教生嗎?」表妹回說:「如果人生能重來,並不願意再次成為美髮建教生,希望能像大學生一樣享受學校生活」。

那麼,美髮建教生是夢想的實踐,或是追逐夢幻泡影?

與表妹的談話,勾起講者涂曉蝶的問題與寫作意識。在當時,建教合作被教育單位或社會賦予許多正面的社會評價,如能同時獲得文憑、技術與工資等多重優勢。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前述的神話卻拉下黑幕,往後的新聞報導,都指出建教生面臨的高工時、低薪資,且實際並未獲得充足的教育訓練與技術發展,反而是遭到剝削。

那麼,建教合作背負教育的制度期待與現實間的斷裂,該如何深掘與看見?講者藉由既有研究、歷年新聞、教育部公開資料、立法院公報等二手資料,以及2008-2013年間訪談的17位美髮建教生,與各個場域的參與觀察獲得的一手資料。在不斷精煉問題意識的過程中,也試圖解開謎團:是誰容易成為建教生?而在招生、教育與實習現場發生什麼事?如果建教生制度並不友善,為何還會進入,或是他們別無選擇?

如何成為她自己?建教合作的成因與過程

接著,講者涂曉蝶藉由一則一則故事,為我們撥開美髮建教生背後個人與結構間的層層迷霧與面紗。並且在後續改寫成社會書的過程中,講者表示這是一個「還原」並「再現」受訪者生命經驗的過程,非單是研究者論述的素材與證據。

其中,「貝貝」的故事,也是大時代背景下經濟弱勢學生參與建教合作的集體經驗,特別是有67%的建教生來自經濟弱勢家庭(97年的教育部調查)。「貝貝」出生於1991年,做為家中的第六個孩子,原本家庭經濟窘困並試圖將其出養,但因身體狀況不佳而出養失敗,最後轉由隔代的外祖父母照顧。但當貝貝逐漸長大,發現父母並不回應自己的需要或期待時,就清楚未來一定要靠自己養活自己。意識到外公、外婆還需要負擔自己的教育費用時,正好遇到到國三的建教合作開始招生,貝貝決意參與建教合作計畫。

但這個看似可以獲得文憑、技術與工作的建教制度,卻是藉由每三個月循環的工作與學校課程建構,並且瓜分建教生絕大多數的生命時間。一方面,由於要將時間撥給學習專業技術,需要將大量的知識壓縮在半個學期內修畢,而課程則多是缺乏實務彈性的死知識,只是為了文憑或專業證照而學;另一方面,還要撥出時間學習基本的服務禮儀、銷售,或美容美髮專業-洗護染燙吹等。

因此,這群建教生更重視實習過程的做中學,藉由偷看、不斷練習洗頭、補充訓練,以及由專業者或主管教導的「手勢」獲取專業知識。其中,最重要的經驗來自媒合客人讓建教生「練習」,但也有些店卻是什麼都不教,建教生只能藉由偷看學習技術,實習成效有限且受到質疑。

另外,實習過程不只是學習,更是高耗時的勞動,並充滿著手受傷、餓肚子等職業傷害與生命難題。當時,這群建教生每天需耗時11小時工作[涂1] ,只能在沒客人的時候吃飯,不僅要不斷重複低階的洗頭等工作,更要負責營業後的收店,同時「客人最大」則是實習場域的最高宗旨。而建教生的疲憊與抱怨,則經常被用「是助理忙,還是設計師忙呢?」做嘲諷,且建教生也以「助理是神,所以助理不用吃飯」等回應來自我調侃。

其中,美髮建教生「模糊」的學習/勞動身分,也是其勞動產值與價值被受剝削的原因,特別是在工資計算上,美髮產業的勞動價值為以件計酬,加上許多雇主認為建教生並非隨時都在工作,待命時間也是休息時間,成為高工時的主因,或是會以建教生案量不足為由倒扣工資。

建教生是學生?還是勞工?

因此,講者涂曉蝶認為美髮建教生同時背負著雙重身份,原有來自學生與勞工的保護卻在不同的身分被模糊化。特別是有學生身分時,業者就會認定他們是不完整的勞動力,折扣其勞動價值,不給予完整的勞動工資,或是轉嫁訓練成本到建教生身上。

於是,學生身分模糊了建教生的勞動身份,實習過程模糊建教生的工作事實,而生活津貼更模糊建教生的勞動價值。應有的多重身分,反而讓他們什麼都不是。

建教生何以擁抱他們不利於他們的制度?

但講者涂曉蝶認為,或許擁抱這個制度,是因為建教合作可以支持生命有所缺乏的美髮建教生,他們的需要。他們陷於經濟困頓需要收入、陷於學習弱勢需要獲得文憑,更因家庭弱勢而期待獲得獨立自主的自由,讓他們無從拒絕這個制度。

一些社會聲音認為,建教生因為不懂法令才被剝削,或缺乏勞動意識而未意識到被剝削。但講者表示,他們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勞動事實與價值,但對於判斷自己是否接受剝削處境,則是以自己的生命經驗作判準,如同他們的家長也是處於被剝削的經濟弱勢。在這樣弱勢經濟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們,有著與中產階級家庭不同的價值優先排序,特別是生存比權益更為重要

「在他們的世界裡,法令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如何活著。」講者說

在面對來自勞動剝削的同時,部分學校老師甚至心疼建教生「就像是菜籃裡的底部」,是別人挑不要,剩下來的;這群來自隔代教養、單親與低收的孩子們,最需要的是錢與文憑,而參與建教合作有時會獲得一筆「安家費」,甚至有可能會有賺錢時的分紅,也因此讓「家長感謝到不行」。

「雖然建教合作不甚完美,卻至少給予他們主控命運的機會空間,並得以求學或工作。」講者說

在建教合作裡面看見的,是多重困境的交織,得以把抽象的階級概念,具象化為一種真實的人生。在這本書,作者涂曉蝶想要藉由孩子的生命際遇,以及回應際遇的力量,拼湊出建教合作生的總體拼圖與素材,希望讓這群孩子得以被大眾所認識。

回首過去,研究發現與貢獻是甚麼?

講者涂曉蝶認為,自己從他們身上獲得的,比給予的更多,並且發現自己的渺小。例如與建教生聊天時,講者就曾經被詢問為何24歲還沒生小孩與結婚,也問是否有男朋友,是否在念書等問題;而其中念研究所的回應,也是無法被對方理解到的生活經驗。

原來,我們習慣稱呼的台、清、交、成、政等頂級大學的歷程,只是屬於一種階級的特性。更重要的是,作為研究者、書寫者,或是一位遇見者,必須卸下一些前理解,才能設身處地的理解或看見他們。但同時,我們也應該進一步地自我反思,因為這世界或許不存在真正的設身處地,就算自己選擇體驗建教生身份進行研究或報導,也遠比他們有「更多的選擇與退路」。

然而,就算無法設身處地,但當知道自己的限制與極限,也永遠無法成為他們時,我們就能得到更多的看見。而這正是這本書的核心關懷-讓抽象的階級概念被具象化,開啟共感的開關,賦予我們看見的能力,期待讓人們重新思考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多一點認識、多一點溫暖與多一點善意。

謝嘉心:我與我的黑手父親-拖車、師徒制、好工作與社會流動

再來,是今日第二位的分享。講者謝嘉心大學時期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系,並於畢業後於社會學研究所深造,目前在台北工作。而《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一書則是,改寫自2012至2014年完成的碩士論文《港都黑手師傅的生命、工作與社會流動》,並至2021年正式出版。

這本書是以謝嘉心的父親為核心,探討上、中、下三代遷徙過程的家庭俗民誌(Ethnography Research)。故事是關於一位15歲離開農村的青年,如何選擇進入重工業與加工產業成為學徒,並獲得一技之長,而這樣的遷徙歷程,同時鑲嵌在高雄的聚落發展脈絡中。最終,這位青年進入拖車產業、穩定就業並成家,進而思考孩子未來。

接著,講者謝嘉心以「拖車」、「師徒制」、「好工作」與「社會流動」等關鍵字進行導讀,帶著與會者進入故事的脈絡當中:

首先是拖車,這是一種港口地區較常見的貨運工具,而拖車則通常包含著車頭和車板,後者可依照使用者的需求製作,這也是師傅的主要工作之一。但面對貨車製造技術隨時代不斷演進,從農具機轉變成現在的大型拖板車,背後代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時代潮流趨勢;同時,依照區域產業特性而不同,也會形成不同的製造需求,如車板就有台中斗或高屏斗,呈現出不同的區域特色。

其次是師徒制,藉由師傅帶領學徒、以實作替代教學,包含密集的身體實作、口頭講述、大量經驗累積來習得製造的技能,也就是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難以表述且需參與獲得的知識經驗)的累積,這也構成台灣由農業轉成工業的重要產業發展圖像。如以農養工時期,大多農村剩餘勞動力都前往都市打拚當學徒,而這種師徒制的傳承特色,讓許多知識背景不足者也得以參與其中,經由密集的時間與經驗累積,構成產業由農轉工的關鍵機制。

「車子跑在路上,都認得出來哪個車板是我做的」師傅說

同時,師傅的學習經驗、製造經驗、產品與堅持則成為他的自豪,包含跟著哪些工廠、師傅、做過哪些事情或領悟到的訣竅等,讓師傅們充滿著獨特與差異性,並且藉由每個車板的焊接或焊道不同,與特意於車板留下的獨特印記,都呈現著自身技藝的標誌性拖車技術。

於是,講者指出「師傅的所有產品,都像自己的孩子,都具有感情」,這就像是馬克思關於勞動產物是產品或是商品的思辨。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對勞動過程的掌握,拖車師傅因為獨立作業,更能建立認同感,加上由於技術很難傳遞、傳承甚至取代,所以擁有較強的生產地位及主導權。

矛盾的師傅認同與子代教育

雖然師傅們在生產過程當中,總是再現著自我認同,但當中卻充滿矛盾,構成講者謝嘉心的問題與寫作意識。她回首過去,惦記著父親總說「如果不認真工作,就會跟我一樣當師傅當工人,承受工作風險、日曬雨淋…。」

但在就讀研究所後,講者才發現父親以自己的工作當負面教材,期待孩子向上社會流動,推著子女往更上層的階級走。他們的理由,經常是好好念書比較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因為在他們的工作經驗當中,得出的結論是農村轉工業,農村不是好工作,這是無法養活自己,是無法穩定領取薪水的生產類型;但是當進入工業時,這群師傅其實有成為頭家選擇權,但其父親選擇繼續當師傅,希望能領取安定薪水,也避免當頭家的風險(因為同時要放棄從事二、三十年工作),於是決定留在藍領師傅的階級。

可是,工作現場的自豪、得以養家糊口的物質條件、不會被打壓的生產過程主控權,並卻並未轉化為希望傳承藍領技藝的基礎,而是希望子女唸書找更好的工作。於是,講者開始思考:「何謂好工作?」。這個放在內心的提問,直至講者開始工作時才得以理解。父親的敦敦教誨促使自己就學,並且找到現在這份工作,但講者也發現藍領師傅一樣是意義上的「好工作」,不僅有加班費、週休日也相對較多。雖然藍領師傅面臨的是膝蓋、眼睛或耳朵的受損,但白領勞工則面臨老闆或同儕造成的身心壓力或損害,畢竟無論何種工作都無法避免職業傷害。

在此,好工作的概念則是「比較而來」,是父執輩從自身經驗投射對子代未來的嚮往。講者謝嘉心指出自己父親認為白領工作較好,是因為同工廠有從事電子繪圖的工程師,這是因時代變遷而產生的新工作崗位,但卻被藍領師傅們戲謔為不知道流程、細部設計,只會四不像繪圖的輕鬆工作。再者,父執輩想像的白領框架,鑿是是傳統三師-醫師、律師、會計師,於是講者也坦言:「父親也認為我現在的NGO工作是不好的工作」。

何謂社會流動的再省思

最後,講者從社會流動的概念,處理並分析三代的流動與遷徙經驗。從社會學的視框中,讓我們得以回首家庭經驗背後,一個廣大社會變遷的過程。原本由農轉工在過去的意義是階級流動,但現在卻不盡然,可能是教育程度提升、物質條件變好,或是職業傷害減少等。

當物質條件無法達到顯著改善時,「垂直流動」的向上或向下流動,似乎在當代社會中會被被挑戰,從研究到出書的過程,這也成為講者重要的反思,似乎,垂直流動無法真切表達目前的社會流動狀況。

重回我是誰-研究旅程的開始

這份研究,來自於講者謝嘉心於大一社會學導論的作業,藉由我是誰,並且以社會學概念以及分析框架自我介紹。當回頭檢視自己的家庭背景、地區、社會條件與教育環境,也更清晰回首自己的生命史與日常生活機會,而這也逐漸轉化成為大三、四決定就讀社會所的動機。

講者常自嘲說「自己是在溫室裡長大的工人階級家庭」,由於自己覺得生活經驗貧乏,因此決定挖掘自身經歷,才突然察覺「我跟別人不一樣」。如當講者面對一台大型拖板車迎面駛來時,卻發現自己遠比同學更能辨識與車體的距離並行動,才意識到「原來自己與聯結車的社會距離這麼近」。秉持著這個意識與想法,講者發現網路上難以查詢到聯結車製造的行業,且未有相關論文論述,也較少被學術界所認識。因此,講者選擇從聯結車的歷史過程、類型、區域發展、技術使切入,最後聚焦研究問題與項目。

在這過程中,講者謝提醒我們同儕團體與老師是十分重要的資源,是協助聚焦問題意識的重要夥伴。記得父親說的一句話「你如果不好好讀書,就會跟我一樣當黑手」;但如果反過來思考,則是為什麼一個人從事30幾年的工作,且累積資產、養家糊口,並且因此自豪,卻認為子女不該從事黑手呢?於是,藉由父親本身就是拖車師傅的社會角色,講者就身在田野,在這過程的觀察、發現、聯想與聚焦父親的故事與生命,成為充分的研究養分。

回到我是誰-改寫社會書

直到改寫為社會書,講者謝嘉心自言加入更多的自我剖析。相較於論文是為了證據與理論對話,編輯提醒寫書應該以第一人稱看父親,於是講者選擇將對話轉為深度描寫,並且刪除引用文獻或軟化在寫作的文字中,同時以白話文呈現重要概念。

「希望寫出一本爸媽也能夠看得懂的書」講者說道

改寫社會書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包含花時間觀照自己、回想過去,並重新拿社會學概念框架自己、檢視階級經驗。這個對自身經驗的詮釋與書寫過程,也同時造成很大的心理重擔與壓力。

在分享的最後,講者謝嘉心說這本社會書的意義,是期待將一個時代或階層的共同經驗,再次挪回個人生命經驗,將三代人的故事,描繪為屬於台灣勞動與階層流動的經驗,反思階層流動研究中過於僵化的定義。因此有別於撰寫論文,將個體經驗串連至時代背景;社會書更著重將個人經驗重新變成主軸,也將自己的角色-女兒或是身在田野者-拉回放在主位,並交代清楚每個人的選擇權與生命經驗。

結語:何謂成功?

在本次演講尾聲,同學們對建教生的剝削與歧視十分關注,並且對於改寫論文的經驗感到好奇。講者涂曉蝶回應建教制度有其歷史發展遺緒,雖然有建教專法的保障,但仍需持續關注是否改善;至於對改寫到社會書的經驗,講者們建議可以重新組織結構,填寫回家庭的生命經驗,讓感情重新具有血肉。

最後,主持人葉秀珍老師勉勵並提醒我們「成功,或許是讓情緒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兩位講者皆共同關心,人們如何在有限理性下選擇。其中,建教生為何願意參與,為何拖車師傅期待孩子向上流動,雖然從外人來看似乎處處充滿選擇,但選擇往往有限。我們期待何種人生與經驗,又處在何種大社會環境,將是我們一生的課題。

海報製作:王芷庭
照片攝影:鄭偉銘
行政業務:陳佩吟
統籌策劃:王舒芸、鄭清霞

[涂1]2014年建教專法上路以後,已有明文規定工時不可超過八小時,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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