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記錄：鄭偉銘、陳祈瑋
2022.03.16
主講人：
涂曉蝶 《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作者
謝嘉心 《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作者
主持人：葉秀珍老師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
本週社福系週三Seminar，邀請到兩位年輕的研究者暨作者－涂曉蝶與謝嘉心，她們以自身的生命經驗撰寫成碩士論文，並且改寫成《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與《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兩本書。前者書寫台灣美髮建教生的生命，講述在2008年到2013年間，投入建教合作、進入美髮產業的十七個孩子的故事；後者聚焦在高雄拖車產業的技術發展，並說明技術如何為拖車製造師傅帶來自豪感，以及碩士論文研究到改寫社會書的經驗分享。
涂曉蝶：我與「美髮建教生」的距離，與平行發展的時空
講者涂曉蝶出生於1987年，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畢業，並就讀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並於2014年完成碩士論文《扭曲的學生，變調的勞工：檢視台灣美髮建教合作制度，1953–2013》，而後從事編輯工作與特約記者等文字工作。
2021年出版的《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由涂曉蝶的碩士論文改編，本次演講就分享書中有關十七個孩子的生命經驗，包括如何成為美髮建教生，以及成為美髮建教生發生的事情，以及作者於研究過程的看見，與改寫社會書的經驗分享。
「每個人之間都有一段社會距離」涂曉蝶說到
其中，自己與美髮建教生的距離，是與表妹的姻親關係；而現場與會者與建教生的距離，則是我們對於建教生的想像，也是一種社會標籤，如他們選擇參與實習計畫，成績經常並不佳，但必須獲得文憑與證照、需要兼顧工作與學習自立。實際上，講者的表妹就生長於經濟有需求的家庭，本想就讀高職半工半讀，在髮廊暑假短期打工後，決定投入美髮建教生行列，並期待獲得文憑、技術與工作。
2006年，就在表妹成為美髮建教生後，講者發現表妹與自己的生活世界開始是兩個平行線，包括成為建教生後，需要過上朝九晚九、周休一天的生活，領取每月7,000元的生活津貼，且這與自己大學生身分的經驗與學習相距甚遠。
後來，有一天講者好奇問到：「如果人生重來，妳願意再成為建教生嗎？」表妹回說：「如果人生能重來，並不願意再次成為美髮建教生，希望能像大學生一樣享受學校生活」。
那麼，美髮建教生是夢想的實踐，或是追逐夢幻泡影？
與表妹的談話，勾起講者涂曉蝶的問題與寫作意識。在當時，建教合作被教育單位或社會賦予許多正面的社會評價，如能同時獲得文憑、技術與工資等多重優勢。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前述的神話卻拉下黑幕，往後的新聞報導，都指出建教生面臨的高工時、低薪資，且實際並未獲得充足的教育訓練與技術發展，反而是遭到剝削。
那麼，建教合作背負教育的制度期待與現實間的斷裂，該如何深掘與看見？講者藉由既有研究、歷年新聞、教育部公開資料、立法院公報等二手資料，以及2008－2013年間訪談的17位美髮建教生，與各個場域的參與觀察獲得的一手資料。在不斷精煉問題意識的過程中，也試圖解開謎團：是誰容易成為建教生？而在招生、教育與實習現場發生什麼事？如果建教生制度並不友善，為何還會進入，或是他們別無選擇？
如何成為她自己？建教合作的成因與過程
接著，講者涂曉蝶藉由一則一則故事，為我們撥開美髮建教生背後個人與結構間的層層迷霧與面紗。並且在後續改寫成社會書的過程中，講者表示這是一個「還原」並「再現」受訪者生命經驗的過程，非單是研究者論述的素材與證據。
其中，「貝貝」的故事，也是大時代背景下經濟弱勢學生參與建教合作的集體經驗，特別是有67%的建教生來自經濟弱勢家庭（97年的教育部調查）。「貝貝」出生於1991年，做為家中的第六個孩子，原本家庭經濟窘困並試圖將其出養，但因身體狀況不佳而出養失敗，最後轉由隔代的外祖父母照顧。但當貝貝逐漸長大，發現父母並不回應自己的需要或期待時，就清楚未來一定要靠自己養活自己。意識到外公、外婆還需要負擔自己的教育費用時，正好遇到到國三的建教合作開始招生，貝貝決意參與建教合作計畫。
但這個看似可以獲得文憑、技術與工作的建教制度，卻是藉由每三個月循環的工作與學校課程建構，並且瓜分建教生絕大多數的生命時間。一方面，由於要將時間撥給學習專業技術，需要將大量的知識壓縮在半個學期內修畢，而課程則多是缺乏實務彈性的死知識，只是為了文憑或專業證照而學；另一方面，還要撥出時間學習基本的服務禮儀、銷售，或美容美髮專業－洗護染燙吹等。
因此，這群建教生更重視實習過程的做中學，藉由偷看、不斷練習洗頭、補充訓練，以及由專業者或主管教導的「手勢」獲取專業知識。其中，最重要的經驗來自媒合客人讓建教生「練習」，但也有些店卻是什麼都不教，建教生只能藉由偷看學習技術，實習成效有限且受到質疑。
另外，實習過程不只是學習，更是高耗時的勞動，並充滿著手受傷、餓肚子等職業傷害與生命難題。當時，這群建教生每天需耗時11小時工作[涂1] ，只能在沒客人的時候吃飯，不僅要不斷重複低階的洗頭等工作，更要負責營業後的收店，同時「客人最大」則是實習場域的最高宗旨。而建教生的疲憊與抱怨，則經常被用「是助理忙，還是設計師忙呢？」做嘲諷，且建教生也以「助理是神，所以助理不用吃飯」等回應來自我調侃。
其中，美髮建教生「模糊」的學習／勞動身分，也是其勞動產值與價值被受剝削的原因，特別是在工資計算上，美髮產業的勞動價值為以件計酬，加上許多雇主認為建教生並非隨時都在工作，待命時間也是休息時間，成為高工時的主因，或是會以建教生案量不足為由倒扣工資。
建教生是學生？還是勞工？
因此，講者涂曉蝶認為美髮建教生同時背負著雙重身份，原有來自學生與勞工的保護卻在不同的身分被模糊化。特別是有學生身分時，業者就會認定他們是不完整的勞動力，折扣其勞動價值，不給予完整的勞動工資，或是轉嫁訓練成本到建教生身上。
於是，學生身分模糊了建教生的勞動身份，實習過程模糊建教生的工作事實，而生活津貼更模糊建教生的勞動價值。應有的多重身分，反而讓他們什麼都不是。
建教生何以擁抱他們不利於他們的制度？
但講者涂曉蝶認為，或許擁抱這個制度，是因為建教合作可以支持生命有所缺乏的美髮建教生，他們的需要。他們陷於經濟困頓需要收入、陷於學習弱勢需要獲得文憑，更因家庭弱勢而期待獲得獨立自主的自由，讓他們無從拒絕這個制度。
一些社會聲音認為，建教生因為不懂法令才被剝削，或缺乏勞動意識而未意識到被剝削。但講者表示，他們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勞動事實與價值，但對於判斷自己是否接受剝削處境，則是以自己的生命經驗作判準，如同他們的家長也是處於被剝削的經濟弱勢。在這樣弱勢經濟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們，有著與中產階級家庭不同的價值優先排序，特別是生存比權益更為重要。
「在他們的世界裡，法令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如何活著。」講者說
在面對來自勞動剝削的同時，部分學校老師甚至心疼建教生「就像是菜籃裡的底部」，是別人挑不要，剩下來的；這群來自隔代教養、單親與低收的孩子們，最需要的是錢與文憑，而參與建教合作有時會獲得一筆「安家費」，甚至有可能會有賺錢時的分紅，也因此讓「家長感謝到不行」。
「雖然建教合作不甚完美，卻至少給予他們主控命運的機會空間，並得以求學或工作。」講者說
在建教合作裡面看見的，是多重困境的交織，得以把抽象的階級概念，具象化為一種真實的人生。在這本書，作者涂曉蝶想要藉由孩子的生命際遇，以及回應際遇的力量，拼湊出建教合作生的總體拼圖與素材，希望讓這群孩子得以被大眾所認識。
回首過去，研究發現與貢獻是甚麼？
講者涂曉蝶認為，自己從他們身上獲得的，比給予的更多，並且發現自己的渺小。例如與建教生聊天時，講者就曾經被詢問為何24歲還沒生小孩與結婚，也問是否有男朋友，是否在念書等問題；而其中念研究所的回應，也是無法被對方理解到的生活經驗。
原來，我們習慣稱呼的台、清、交、成、政等頂級大學的歷程，只是屬於一種階級的特性。更重要的是，作為研究者、書寫者，或是一位遇見者，必須卸下一些前理解，才能設身處地的理解或看見他們。但同時，我們也應該進一步地自我反思，因為這世界或許不存在真正的設身處地，就算自己選擇體驗建教生身份進行研究或報導，也遠比他們有「更多的選擇與退路」。
然而，就算無法設身處地，但當知道自己的限制與極限，也永遠無法成為他們時，我們就能得到更多的看見。而這正是這本書的核心關懷－讓抽象的階級概念被具象化，開啟共感的開關，賦予我們看見的能力，期待讓人們重新思考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多一點認識、多一點溫暖與多一點善意。
謝嘉心：我與我的黑手父親－拖車、師徒制、好工作與社會流動
再來，是今日第二位的分享。講者謝嘉心大學時期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系，並於畢業後於社會學研究所深造，目前在台北工作。而《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一書則是，改寫自2012至2014年完成的碩士論文《港都黑手師傅的生命、工作與社會流動》，並至2021年正式出版。
這本書是以謝嘉心的父親為核心，探討上、中、下三代遷徙過程的家庭俗民誌（Ethnography Research）。故事是關於一位15歲離開農村的青年，如何選擇進入重工業與加工產業成為學徒，並獲得一技之長，而這樣的遷徙歷程，同時鑲嵌在高雄的聚落發展脈絡中。最終，這位青年進入拖車產業、穩定就業並成家，進而思考孩子未來。
接著，講者謝嘉心以「拖車」、「師徒制」、「好工作」與「社會流動」等關鍵字進行導讀，帶著與會者進入故事的脈絡當中：
首先是拖車，這是一種港口地區較常見的貨運工具，而拖車則通常包含著車頭和車板，後者可依照使用者的需求製作，這也是師傅的主要工作之一。但面對貨車製造技術隨時代不斷演進，從農具機轉變成現在的大型拖板車，背後代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時代潮流趨勢；同時，依照區域產業特性而不同，也會形成不同的製造需求，如車板就有台中斗或高屏斗，呈現出不同的區域特色。
其次是師徒制，藉由師傅帶領學徒、以實作替代教學，包含密集的身體實作、口頭講述、大量經驗累積來習得製造的技能，也就是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難以表述且需參與獲得的知識經驗）的累積，這也構成台灣由農業轉成工業的重要產業發展圖像。如以農養工時期，大多農村剩餘勞動力都前往都市打拚當學徒，而這種師徒制的傳承特色，讓許多知識背景不足者也得以參與其中，經由密集的時間與經驗累積，構成產業由農轉工的關鍵機制。
「車子跑在路上，都認得出來哪個車板是我做的」師傅說
同時，師傅的學習經驗、製造經驗、產品與堅持則成為他的自豪，包含跟著哪些工廠、師傅、做過哪些事情或領悟到的訣竅等，讓師傅們充滿著獨特與差異性，並且藉由每個車板的焊接或焊道不同，與特意於車板留下的獨特印記，都呈現著自身技藝的標誌性拖車技術。
於是，講者指出「師傅的所有產品，都像自己的孩子，都具有感情」，這就像是馬克思關於勞動產物是產品或是商品的思辨。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對勞動過程的掌握，拖車師傅因為獨立作業，更能建立認同感，加上由於技術很難傳遞、傳承甚至取代，所以擁有較強的生產地位及主導權。
矛盾的師傅認同與子代教育
雖然師傅們在生產過程當中，總是再現著自我認同，但當中卻充滿矛盾，構成講者謝嘉心的問題與寫作意識。她回首過去，惦記著父親總說「如果不認真工作，就會跟我一樣當師傅當工人，承受工作風險、日曬雨淋…。」
但在就讀研究所後，講者才發現父親以自己的工作當負面教材，期待孩子向上社會流動，推著子女往更上層的階級走。他們的理由，經常是好好念書比較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因為在他們的工作經驗當中，得出的結論是農村轉工業，農村不是好工作，這是無法養活自己，是無法穩定領取薪水的生產類型；但是當進入工業時，這群師傅其實有成為頭家選擇權，但其父親選擇繼續當師傅，希望能領取安定薪水，也避免當頭家的風險（因為同時要放棄從事二、三十年工作），於是決定留在藍領師傅的階級。
可是，工作現場的自豪、得以養家糊口的物質條件、不會被打壓的生產過程主控權，並卻並未轉化為希望傳承藍領技藝的基礎，而是希望子女唸書找更好的工作。於是，講者開始思考：「何謂好工作？」。這個放在內心的提問，直至講者開始工作時才得以理解。父親的敦敦教誨促使自己就學，並且找到現在這份工作，但講者也發現藍領師傅一樣是意義上的「好工作」，不僅有加班費、週休日也相對較多。雖然藍領師傅面臨的是膝蓋、眼睛或耳朵的受損，但白領勞工則面臨老闆或同儕造成的身心壓力或損害，畢竟無論何種工作都無法避免職業傷害。
在此，好工作的概念則是「比較而來」，是父執輩從自身經驗投射對子代未來的嚮往。講者謝嘉心指出自己父親認為白領工作較好，是因為同工廠有從事電子繪圖的工程師，這是因時代變遷而產生的新工作崗位，但卻被藍領師傅們戲謔為不知道流程、細部設計，只會四不像繪圖的輕鬆工作。再者，父執輩想像的白領框架，鑿是是傳統三師－醫師、律師、會計師，於是講者也坦言：「父親也認為我現在的NGO工作是不好的工作」。
何謂社會流動的再省思
最後，講者從社會流動的概念，處理並分析三代的流動與遷徙經驗。從社會學的視框中，讓我們得以回首家庭經驗背後，一個廣大社會變遷的過程。原本由農轉工在過去的意義是階級流動，但現在卻不盡然，可能是教育程度提升、物質條件變好，或是職業傷害減少等。
當物質條件無法達到顯著改善時，「垂直流動」的向上或向下流動，似乎在當代社會中會被被挑戰，從研究到出書的過程，這也成為講者重要的反思，似乎，垂直流動無法真切表達目前的社會流動狀況。
重回我是誰－研究旅程的開始
這份研究，來自於講者謝嘉心於大一社會學導論的作業，藉由我是誰，並且以社會學概念以及分析框架自我介紹。當回頭檢視自己的家庭背景、地區、社會條件與教育環境，也更清晰回首自己的生命史與日常生活機會，而這也逐漸轉化成為大三、四決定就讀社會所的動機。
講者常自嘲說「自己是在溫室裡長大的工人階級家庭」，由於自己覺得生活經驗貧乏，因此決定挖掘自身經歷，才突然察覺「我跟別人不一樣」。如當講者面對一台大型拖板車迎面駛來時，卻發現自己遠比同學更能辨識與車體的距離並行動，才意識到「原來自己與聯結車的社會距離這麼近」。秉持著這個意識與想法，講者發現網路上難以查詢到聯結車製造的行業，且未有相關論文論述，也較少被學術界所認識。因此，講者選擇從聯結車的歷史過程、類型、區域發展、技術使切入，最後聚焦研究問題與項目。
在這過程中，講者謝提醒我們同儕團體與老師是十分重要的資源，是協助聚焦問題意識的重要夥伴。記得父親說的一句話「你如果不好好讀書，就會跟我一樣當黑手」；但如果反過來思考，則是為什麼一個人從事30幾年的工作，且累積資產、養家糊口，並且因此自豪，卻認為子女不該從事黑手呢？於是，藉由父親本身就是拖車師傅的社會角色，講者就身在田野，在這過程的觀察、發現、聯想與聚焦父親的故事與生命，成為充分的研究養分。
回到我是誰－改寫社會書
直到改寫為社會書，講者謝嘉心自言加入更多的自我剖析。相較於論文是為了證據與理論對話，編輯提醒寫書應該以第一人稱看父親，於是講者選擇將對話轉為深度描寫，並且刪除引用文獻或軟化在寫作的文字中，同時以白話文呈現重要概念。
「希望寫出一本爸媽也能夠看得懂的書」講者說道
改寫社會書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包含花時間觀照自己、回想過去，並重新拿社會學概念框架自己、檢視階級經驗。這個對自身經驗的詮釋與書寫過程，也同時造成很大的心理重擔與壓力。
在分享的最後，講者謝嘉心說這本社會書的意義，是期待將一個時代或階層的共同經驗，再次挪回個人生命經驗，將三代人的故事，描繪為屬於台灣勞動與階層流動的經驗，反思階層流動研究中過於僵化的定義。因此有別於撰寫論文，將個體經驗串連至時代背景；社會書更著重將個人經驗重新變成主軸，也將自己的角色－女兒或是身在田野者－拉回放在主位，並交代清楚每個人的選擇權與生命經驗。
結語：何謂成功？
在本次演講尾聲，同學們對建教生的剝削與歧視十分關注，並且對於改寫論文的經驗感到好奇。講者涂曉蝶回應建教制度有其歷史發展遺緒，雖然有建教專法的保障，但仍需持續關注是否改善；至於對改寫到社會書的經驗，講者們建議可以重新組織結構，填寫回家庭的生命經驗，讓感情重新具有血肉。
最後，主持人葉秀珍老師勉勵並提醒我們「成功，或許是讓情緒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兩位講者皆共同關心，人們如何在有限理性下選擇。其中，建教生為何願意參與，為何拖車師傅期待孩子向上流動，雖然從外人來看似乎處處充滿選擇，但選擇往往有限。我們期待何種人生與經驗，又處在何種大社會環境，將是我們一生的課題。
海報製作：王芷庭
照片攝影：鄭偉銘
行政業務：陳佩吟
統籌策劃：王舒芸、鄭清霞
[涂1]2014年建教專法上路以後，已有明文規定工時不可超過八小時，故修改。
